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表明，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国城市生活垃圾平 均每年以近9%的速度增长，人均年产生活垃圾量达到440公斤，北京等城市的增幅更高达15%-20%。目前，我国城市生活垃圾产生量约为1.46 亿吨，累计堆存的城市垃圾量有70多亿吨，占地5亿多平方米，全国约2/3的大中城市已经陷入垃圾包围中，1/4左右已发展到无适合场所堆放垃圾。
7月3号，一条在微信朋友圈流传的消息引起了记者的关注。天通苑小区内贴出了这样一条通知：因受北京昌平区阿苏卫垃圾填埋场无法消纳垃圾的影响，天通苑垃圾楼无法外运垃圾，导致小区内的垃圾无法清运至垃圾楼，短期内可能造成垃圾滞留现象。
村民拦截垃圾车，北京再现“垃圾围城”
中国城市报记者来到天通苑北一区后发现，为防止气味扩散，积压的垃圾已经装在黑色塑料袋里，码放在垃圾箱旁边，但是靠近垃圾回收点的地方还是弥漫着酸腐的气味。小区居民也反映，垃圾车已经三、四天没有收垃圾了。对此，记者向发出通知的方佳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求证。该公司保洁绿化大队负责人赵金旺对记者表示，7 月1号上午10点接到天北办事处的通知，声称阿苏卫垃圾填埋场附近的村民在填埋场大门口拦截垃圾车，导致垃圾车进不去，之前进去的垃圾车出不来，所以垃圾无法消纳。据介绍，天通苑整个小区大概有7万户居民，每日产垃圾180吨，如今正值高温夏季，如果事件持续发酵，后果不堪设想。
记者随后前往物业公司所说的位于昌平区小汤山镇的阿苏卫垃圾填埋场。尽管狭窄的道路两旁绿树成荫，但仍抵挡不住刺鼻的气味。记者看到道路一侧停放着被附近村民拦截下来的16辆垃圾回收车，阿苏卫垃圾处理中 心的内部也停放着多辆垃圾车。大批村民聚集在填埋场的正门和后门，设置路障进行围堵。村民们告诉记者：“垃圾场距离我们最近的村庄距离不到500米，每天 臭气熏天，一年四季不能开窗。村里都是老人孩子，我们实在受不了了。政府说今年7月份就能启动搬迁，现在还杳无音信，所以我们附近的村民聚在这里，拦车抗 议，希望政府尽快给我们解决。”他们向记者表达了极为迫切的搬迁愿望。
“臭”名昭著的阿苏卫何去何从?
北京市阿苏卫垃圾填埋场是北京最大的垃圾处理厂，原位于昌平区百善镇，现扩为昌平区小汤山镇。从1986年开始修建，1994年投入运营，占地26公顷，后 扩为60.4公顷，每日处理的垃圾量达2000吨，使用寿命17年，后来每天处理垃圾量达到3500吨，除了东城区、西城区的垃圾，还有来自朝阳区、顺义 区和昌平区的商业垃圾。
记者跟随村民来到阿苏卫垃圾处理中心内部，填埋场表面已经种上了青草，有点类似高尔夫球场，但没有青草芳香，只有阵阵恶臭。接受中国城市报记者采访的环境专家皆表示，国内的垃圾填埋场大多处理的是原生垃圾、厨余垃圾，而国外的饮食结构和中国不一样，不会产生那么多厨余垃圾。其实国内的垃圾填埋场比国外的水平都高，但周边民众还是会受到臭味困扰。
据报道，截至2014年12月，阿苏卫填埋场已填埋900余万立方米，仅剩两年服务年限。填埋场一旦达到饱和，将被如何处理?据有关专家介绍，由于阿苏卫已经运营了20年，早年填埋的垃圾已经基本稳定，可以挖出进行筛分，将可燃物焚烧，将不可燃的再重新填埋，这样一来就可以腾出库存，继续用于垃圾填埋。
垃圾焚烧可解“围城”之困?监管很重要!
种种迹象表明，以填埋方式处理垃圾显然已经不可持续。北京华源惠众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早先提出在昌平区百善镇和小汤山镇交界处建设阿苏卫循环经济园。据报道，项目建设内容是在现有的阿苏卫垃圾填埋场的基础上，新建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陈腐垃圾筛分厂、残渣填埋场等。
5年前，这个在阿苏卫填埋场建设焚烧发电厂的项目因居民反建而搁置，2014年才重新启动。北京市市政市容委固废处处长林晋文此前介绍，按照计划，如一切顺 利，项目将在2015年年中开工建设，预计2017年年底投入使用，将主要服务于东城、西城和昌平区的垃圾处理，垃圾焚烧处理量能够占到全市处理总量的 15%左右。但据阿苏卫村民说，由于焚烧厂项目要占用附近村庄的土地，但搬迁工作一直在搁置，现在项目仍未启动。
日本是世界上使用焚烧处理城市生活垃圾比例最高的国家，72%以上的垃圾处理都是依靠焚烧。焚烧也是欧洲处置城市生活垃圾的主要方式，目前欧洲共有19个国家采用了焚烧方式，其中德国垃圾焚烧率达到67%。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5月，我国建成并投入运行的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约178座，总处理规模16.6万吨/日。预计2013-2015年，生活垃圾焚烧总能力将增加7万吨/日。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固体废物污染控制与资源化教研所教授王伟对中国城市报记者表示：“在北京建垃圾填埋场不是长久之计，焚烧是大城市处理垃圾最好的办法。但无论是填埋还是焚烧，一定都会产生二次污染，垃圾焚烧产生的烟气二噁英每立方米含量要小于0.1纳克，这是国际通用标准，在可控范围之内，我们目前的技术也能达到这个标准。”
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则认为，以后采用生化方式处理垃圾是主要方向。“目前北京市的垃圾处理方式主要就是填埋、焚烧、生化三种，以后生化处理是重要方向。如何循环利用垃圾还需要进一步探索，需要有一定的技术支持和资金投入。而垃圾焚烧方面还是要提高技术，焚烧厂并不需要采用过于高精尖的技术，但由于投入较大，可能会受到资金上的制约。下一步我们要探索的是引入PPP模式，利用社会资本，探索多种融资渠道来将好的技术引进来。”李佐军说。
垃圾焚烧厂无论建在哪里，都会招致周围居民的强烈反对。正如大街上的公共厕所一样，人人都需要，但都不想其建在自己旁边。但是，民众抵制的原因真的是焚烧厂的技术不可靠吗?
王伟认为，归根结底还是政府公信力的原因。“我们焚烧厂的技术标准和国外没有什么差异，资金也很充足，北京用的都是最好的技术和设备。民众之所以抵制建焚烧厂，主要还是担心政府监管不力。其实，深层次的原因还是政府公信力不够，但政府的公信力不是一朝一夕能建立起来，需要一个过程。我们对焚烧厂的监管应该公开透明，让民众参与到监督委员会来，真正起到监督作用。此外，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依法办事很重要，正如给焚烧厂附近的居民发放补偿费，不能按地方政府的心情来补偿，要有具体的制度约束。”
记者札记
从7月1日至今，北京天通苑社区与相距17公里之外的百善镇可谓是“同呼吸，共命运”。
7月7日，中国城市报记者在北京市昌平区天通苑北一区走访。积压6天的生活垃圾在37度的高温下迅速发酵，散发出的阵阵臭气弥散于整个小区之中。
同日，记者又来到了昌平区百善镇二德庄村。距离村庄500米的阿苏卫垃圾填埋场在高温之下散发出直攻心肺的恶臭。
虽然高达30米的垃圾山已铺上厚厚的土层并种植了草皮，看起来整洁美观，但散发出的臭味却如洪水一般涌出，垃圾场周边的苍蝇成群。在这里停留了两个小时，记者感觉到嗓子莫名的疼痛，并开始咳嗽，而填埋场周围四个村庄的居民已经在这种环境下居住了21年。
“今年3月到4月，我们村有四个人死于肺癌。”二德庄村的杨大妈用沙哑的声音说道。“我们祖祖辈辈守着这片土地，但如今，乡亲们最大的心愿是搬家。”百善村村民王洪旺这样告诉记者。
由于阿苏卫垃圾填埋场的存在，这里时不时会发生群体性事件，就像本次的拦截事件已经不止一次地上演。从2000年开始，阿苏卫填埋场周围的村民多次拦截通往垃圾填埋场的车辆表达搬迁诉求，但承诺的搬迁却一次次搁置，换来的只是微薄的补偿金。
政府这种类似“挤牙膏”的处理方法不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当地村民的实际问题，反而会给当地村民造成一种“闹”则有处理的可能性，“不闹”就继续水深火热的错觉。村民只有通过拦截垃圾车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而不能通过法律途径维权。不得不说，这也是我国法制社会建设的一种悲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