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周刊》副总编辑徐一龙

《中国周刊》2012年最后一期的封面--《我们都是“异乡人”》

　　1月24日下午，由新浪网传媒频道主办的第四期新浪传媒论坛在京举行，本期论坛主题是“起底封面大稿--主编眼中的黄金编辑守则”。《中国周刊》、《VISTA 看天下》等五家杂志的采编业务相关负责人揭示了各自杂志封面报道的关键词，比如《壹读》在选择封面报道时倾向于“好看、好卖、好创意”的选题。以下为《中国周刊》副总编辑徐一龙讲述该刊封面报道出炉过程。

　　我们都是异乡人

　　有家乡，就有异乡。但当权利与户籍捆绑在一起，却人为制造了无法融入迁居地社会的“祖国的异乡人”。社会开放、城镇化加速，异乡人开始主张自己的权利，这是个棘手而又必须解决的问题。

　　徐一龙：我分享的是2012年最后一期的封面--《我们都是“异乡人”》，这个封面报道其实是和“异地高考”这个大新闻有关联的，因为在这期报道之前我们在上期杂志报道里做过一个人物报道，专门讲了北京一个异地高考女孩的故事，因为她无法在北京高考，从小学、中学到高中都经历了我们很难想像的一些事情，包括为了考上北京的一个民族高中，在自己的手臂上刻了这个高中英文的拼写，也是很难想像的一件事情。

　　当这篇稿子出来之后，网上传播的效果也很好，但是我们没有想到要做一组封面报道，因为“异地高考”是从过去一两年就开始说的事，而且我们也知道也一个叫“我要高考网”的网站，那个网站一直在呼吁。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相对比较老的话题，至少对于我来说我没有特别意识到是一条比较大的鱼。

　　后来这个报道发表没几天，有一天我发了一条微博，不好意思这条微博带有很强烈的情绪性，可能某种程度上还让上海的网友有一些抵触。微博的原由是，上海的一些年轻市民抵制当地希望开放异地高考的家长，有一些上海的网友们就戴上口罩，双手打了一个叉字，做这样的抵制。当时我看了这张照片还觉得是蛮奇怪的，这个手势是从香港流行的，当时在香港是向上抗议的，到了上海就是向下抗议，觉得奇怪。后来我发了一条微博，现在我回头看来，这个微博带有很强烈的情绪性，可能让一些上海网友不是特别高兴。当天一个多小时，微博转发快一万五了，后来一直转到三万多条。当然有人赞成我，也有人反对我，我突然发现这个事情原来真的特别特别大，后来我就重新看了关于异地高考、外地人这样一些报道和故事。

　　我突然想到，我们可以做一个关于异乡人的一组报道，其实异乡人这个报道对于媒体人已经讲过很多年，只是第一时间我们没有想过做这个东西。但我后来发现，在当下还是新鲜性的，比如说为什么2012年年底教育部要求全国各城市出台异地高考政策，是有道理的，为什么“我要高考网”前两年就有了，但是教育部不出台这个政策呢，一定有一定的道理。

　　后来我们做这期报道的过程中，有位记者搜索到一条京华时报的新闻，讲的是有一个外地人一直在北京工作，后来他退休了，他在北京办理了退休手续。我们都知道退休工资是跟所在地城市的平均工资有关的，如果你在北京工作20年退休了，但是回到你的家乡按照平均工资你可能拿的工资会比较低，但是如果你在北京退休，工资会比较高，这个人费了很大的劲，最终在北京退休了，他因此拿到了可以和北京人、可以和在北京公司同事一样高的退休工资，而且这个人是北京市第一个在京退休的外地人。

　　当这两条新闻完全打通的时候我们就彻底明白，这组《我们都是异乡人》的报道完全到了一个时机，后来在我们报道的开篇话里面讲到的是，这个时机是一个什么概念的时机。我当时写的是，仔细想想为什么这两条新闻是在2012年发生，答案或许是时间已经到了，时间已经到了外地人的孩子已经发展到长大高考了，时间已经到了外地人已经到了退休的年龄。可能这样的问题十多年前就存在，只在外地打拼却没有市民待遇的情形一直都存在，可能这个矛盾2012年年底到了非常尖锐的时刻。虽然是一个老问题，老矛盾，但是当这个老矛盾变的更尖锐的时候，我们就认为它具有了新闻性和新鲜性，从这个角度我们开始决定来做《我们都是异乡人》这么一组报道。这是我们这期报道出台的整个思想上的立意的过程。

　　互动提问：《中国周刊》封面报道选择标准

　　于杰：操作这个报道，前后了用了多长时间呢？

　　徐一龙：用了大概一、二十天，我们当时题目也比较多，也不是每条最终都能够呈现在杂志上的。

　　于杰：我看《中国周刊》一般封面报道是由几篇稿子形成一篇主稿。

　　徐一龙：对。在各个节点上展示自己的报道，我们不是一篇主报道占优，大概五到八篇报道形成合力成为我们这样的主题。

　　主持人：请您介绍一下《中国周刊》在选择封面报道的时候有没有一些固有的挑选准则，或者你们的一些固有的标准？

　　徐一龙：我们目前刊期比较长，不是每周一出，目前客观情况是，这本杂志肯定是不能跟硬新闻的。我们的报道关注的话题是一个长时间段这个社会比较注重的一个问题、一种情绪、一个矛盾，而不是某一个具体事件。

　　《我们都是异乡人》的报道初衷也是，因为当时这个事件并没有足以让我们认为可以作为封面报道，后来这个事情发展到让我理解不是一个具体事件产生的，是在一个大的历史长河中，可能这条河流到这儿突然拐弯，这个河流变得更加湍急了，我们认为这段湍急的河流可能非常值得我们好好来解剖它，我们才来真正的做它。

　　于杰：《中国周刊》在选择封面报道的时候，有没有固定的通用的守则呢？达到什么样的价值就可以上封面，有没有这样很明确的规定呢？

　　徐一龙：一般而言，我们虽然刊期比较长，但是我们仍然是一个新闻杂志，对于我们来讲，首先，我们报道要符合我们主题的方向；其次，我们非常希望这篇报道带有一定的新闻性。杂志报道的新闻性怎么找呢？特别是刊期较长的杂志，其实我觉得这个并不是特别矛盾，很多有价值的新闻确实是经历很长的传播时间段的，重点不是什么时候发生，而在于价值。杂志应更接近书籍而不是报纸，特别是思路和文本。

　　我们在做封面报道的时候也非常注重，虽然我们的选题是我们编辑部来策划的，但是我们找的报道还是要跟现在的新闻有关联，至少有几篇是要有强烈关联的，这样可能会让读者们感觉更加贴近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