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5月30日，由新浪网主办，新浪新闻中心、新浪传媒承办，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提供学术支持的 “专业与责任——中国媒体灾难报道研讨会”活动在北京理想国际大厦新浪总部举办，来自媒体、学校、政府、企业等各领域的50余位嘉宾出席了本次活动。研讨会邀请了央视主持人劳春燕、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陈昌凤、南方都市报首席研究员南香红等20余位嘉宾参与发言，同时邀请了包括中央电视台、新华网、东方早报等10余家媒体参会。

　　主题讨论一：灾难报道中的媒体原则

　　主发言嘉宾：《汶川地震168小时》作者张良、《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周范才、前《财新》记者陈宝成、《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徐达内、成都电视台记者蒋林

　　以下是文字实录：

　　主持人蒋昌建：我们的主题发言到这里就告一段落。接下来进入主题讨论阶段，可以稍微轻松一点，大家用头脑风暴方式讨论，第一个讨论的题目很大，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来进行观点的阐述，主要发言嘉宾是成都电视台记者蒋林先生，还有《财新》记者陈宝成先生，汶川地震168小时张良，以及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周范才先生，金融时报FT中文网专栏作家徐达内，还有《财经》杂志记者舒泰峰。

　　先问张良，你写的深度报道，做了非常缜密的思考，灾难报道的媒体原则跟其他报道媒体原则区别在哪儿？

　　张良：灾难报道应重点关注逻辑梳理

　　要点梳理：

　　1、灾难报道过程中，我们会看到许多单一的事情，应重点去做逻辑梳理，关注一件事情与另一件事情之间的逻辑。

　　2、自媒体时代，使得灾难报道中信息迷雾更加严重，我们要拨开迷雾去找寻找寻的全貌。

　　3、灾难发生后，媒体应重视在后方进行信息整合和梳理工作。

　　张良：做这本书有一个比较大的挑战，我这个书，在地震已经结束三个月去，一直到这个月，书才刚刚做完，这几年一直在追踪。最大挑战是地震已经过去这么久，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做？当时媒体同仁基本做得铺天盖地，好像能想到的都已经做完了。当时在讲的时候，我印象比较深的，在报道中间做全景式的报道，当天的报道很多，但是其中的逻辑关系并不是很清晰，这是我在做这个书的时候特别关注的重点。就是整个逻辑关系。灾难报道和其他报道，在混乱当中，我书里提到一个比喻，在战争时期，我们陷入了信息迷雾，我们都在一团迷雾中间，看不见前方到底有什么，特别在目前的自媒体时代，好像看到的信息更多了，这个雾更浓了，更加不知道全貌到底是什么，这是我在写这本书重点关注的。一个心得，可能在灾难现场更多比较依赖指挥部，用他的信息，觉得他的信息比较全面一点，但是这几年调查下来，因为我重点调查在震中映秀的救援，从国务院的指挥到各个系统的指挥，我发现是惊人的混乱。另外想到一个事可能跟他有点相似性，医疗系统在汶川救援的时候，抽调专家学者一线，在映秀全部是顶级专家，但是没有献血站，因为前后脱节了，现场根本做不了手术，稍微重一点的伤员直升机全部转运走了，那些专家做点包扎的事情。到玉树地震的时候就吸取了教训，把医疗力量放在前方，前方做一些所谓的战场卫生员式的人员，把伤员迅速处理，护送。在成都医疗卫生是严重不足的，很多治疗用非常简单的方式来处理，直接截肢，因为人手不够，全部派到前线去了。这个事情给我们媒体一个启示，有很强的借鉴作用，刚才提到的一个故事，一个故事间的逻辑性，它怎么才能找出来，一线记者看不到的，他只是在一个点，刚才春燕提到很有意思，电视台在这块做得更充分的，在后台有信息处理的机制，我在做这个书的时候，在房间里三面墙全部贴满了各种各样的信息，好像做成指挥部一样，有一张地图要贴上去，这个事情做马赛克的拼图，刚开始不知道是什么样子，你贴上去的东西越来越多以后，轮廓就慢慢出现了。这是我做这个的基本感受，可能在大型的灾难报道，我们甚至把一些重要的力量，可能需要留在后方做整体的信息整合和梳理工作。这是我的一点感想。

　　主持人蒋昌建：也提出了一个非常原则性的问题，灾难报道过程中，我们都可以看到一个个故事和一个个场景，故事与故事之间，场景与场景之间的逻辑关系是什么。大数据不是数据的堆砌，大数据真正发挥作用是数据逻辑贯通，如果数据逻辑不贯通的话，怎么发挥作用，这个提得非常好。接下来请《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周范才先生谈谈你的看法。

　　周范才：媒体对于灾难报道应适度响应

　　要点梳理：

　　1、媒体应对不同的灾难有不同的表现，应该建立一套评估体系，不能按部就班的去报道。

　　2、媒体要平衡报道，平衡前方与后方，不同受灾地区之前的报道资源，报道力度。

　　周范才：非常感谢有这个机会，我应该在芦山回来以后，不敢说有什么经验，就是一些分享。灾难报道和媒体原则，比如说专业是大的原则。原则具体在灾难的时候有不同的表现，比如说这次芦山地震以后，大家讨论比较多的概念，包括媒体，包括其他的社会救援力量存在一个过度反应的问题，大家争论很多。这次地震造成的伤亡和损失没有那么大，但是我们媒体和志愿者的响应可能完全按照8.0级汶川地震的反应，迅速聚集了大量的记者。我有一个困惑，这样的地震报道一旦发生的时候，我们的媒体、记者、前方的和后方的编辑，我们怎么去判断，怎么去响应，这是我们做所有报道应该解决的问题。我去的十几、二三十个记者，后来发现受灾的范围比较小，受灾影响程度比较小。我在芦山县城的时候，前几天每天发现记者站里记者在闲逛，没什么事。我们应该怎么合理反馈。还有记者自身怎么接受这个信息。媒体向外界，向公众传递灾区的一手信息。除了这个问题，媒体记者前方和后方怎么传递信息。记者站没什么事，通过现在各种自媒体的渠道很多，很多人突然发现宝兴是孤岛，马上就往宝兴去，接下来说雅安有点重，第二天他们又往那里去。他们在哪里，是通过二手信息。有个媒体他们专门派了一个人盯着央视的新闻直播，每天看，今天哪个地方需要救援，就去，哪个地方没有水，哪个地方没有奶粉了，他们根据这样的信息做出自己的判断。有个前提，央视新闻报道是不是能够提供最全面的，最有价值的，最核心的，最及时的讯息，这个本身是存疑的。我们基于这样的条件，来做出我们的媒体反应，那么中间的问题是什么？会出现一些偏差的。我一个感受，包括媒体去，因为灾难的损失没那么大，伤亡没那么严重，一个村里可能死了几个人，很短的时间，救援队没有进去的时候，当地的村民就已经救出来了。对当地的地方政府来说感受非常深的一个点，我们所有的媒体和社会人员关注，都集中在芦山它的震中或者宝兴，但是在周围几个县，媒体的关注，救援人员的关注是非常欠缺的。在第一天进芦山进不去，后来到盐津，有省道可以进去。第一天所有的媒体报道，记者、救援队全都堵在路上，是生命通道。那天受到关注以后，过两天再回头采访这些地方，有一个地方的宣传部长快到晚上12点，他特意找到我，因为我去采访他，他说他们现在关心什么问题？外面记者不来，没问题。现在媒体不关注我们了，他们很惶恐，外界媒体报道越多，救援的力量，救援的物资就越多，国家的救援物资就越多，赶紧帮我联系，找一些媒体和记者，告诉他们，我们这里很严重，让他们来报道我们。我们都盯住热点，媒体都关注的地方都去了，我们根据其他媒体都关注这个地方，就去了这些地方。事实上一些没有媒体报道的地方，同样也需要关注。这也是我的一个感受。

　　主持人蒋昌建：你提出来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报道怎么均衡覆盖在受灾的地区。有时候我们经常遇到一个问题，领导在哪儿，记者报道力量就集中在哪里，甚至包括救援力量都有可能集中在哪里。从新闻价值来讲，领导是名人，也是政治人物，从新闻价值当中某个因素是满足的，但是不是同时满足新闻价值其他因素，当然包括新闻伦理。一个是适度响应的原则怎么贯彻，另外报道资源均衡分配的原则，怎么贯彻。接下来我的好朋友徐达内，你是给外媒中文网专栏作家写专栏，我想听听看你对灾难报道的媒体原则。

　　徐达内：灾难报道要避免炒作

　　要点梳理：

　　1、灾难报道要避免炒作，何为炒作应有标准。

　　2、要避免拨开伤口，用劣币驱逐良币。

　　3、关注正面报道，缓解紧张对峙关系，缓解互相诬蔑化。

　　徐达内：我跟外媒没什么关系，只是给他们写评论。我因为离开新闻一线很久了，只能从平常刷屏看新闻的感觉来谈，还要求教于各位还在新闻一线的朋友。雅安地震看下来是反应过度，添乱的事情。微博、微信时代在面临地震灾难有点大惊小怪，在中国受众缺乏市场信息了解情况下，的确是难免的。很多人在讨论是不是记者的报道，现在大家用微博来报道的时候，加重了恐慌程度。从我自己的观察，社交媒体的受众可能有这种情况，从心理上转化在行动上。从媒体角度来说，我倒觉得还好。我自己的感觉是媒体除了参与灾难报道以外，还有额外的功能，监督缺失的功能，就是中国媒体在灾难报道的社会责任，尤其是在中国国情下面特殊的制度。

　　有责任不一定有专业，有几个关于灾难报道专业方面的感觉，其实也是问题。第一个都说要避免炒作，到底什么是炒作，我也不太懂。你批评人家炒作，也是炒作。不是动机和阴谋论，到底有没有一个标准，我不知道怎么解决，我反正看到大家骂来骂去。第二个要避免拨开伤口，我看到很多我尊敬的新闻从业和前辈，在网络上劣币驱逐良币。这个行业内有没有形成可能，包括学生的事情，有人在讨论有组照片紧盯着女孩子的照片，说像这种照片不应该发，是时代的耻辱。人人都有麦克风，人人都有重口味。第三个正面报道，新京报老师讲到的关于下面的书记的报道，我看到南方周末上次报道红十字会，我还坚持看《人民日报》，《人民日报》的正面报道没什么人看，灾难的时候正能量报道很容易反讽和解构的。事后，等到大家可能情绪不那么激动的情况下，对市场化媒体来说，有没有这样的责任，缓解紧张对峙关系，缓解互相诬蔑化，这算不算专业媒体的责任。这是我的第三个问题。

　　主持人蒋昌建：很简短，但是提的问题很尖锐。对于在中国特有的媒体环境下面，媒体在灾难性报道当中，所产生出来的特有的风格，一个我们要分析一下它存在的土壤和环境到底是什么，另外一个，我们通常讲它有没有自净的功能。第三个很多的媒体在报道过程中，可能当时的语境之下对一些涉及到正能量的，或者是正确的三观的都是都进行了拆解。我想问一下在座的媒体人，还原本身是不是也能爆发新闻的能量，就是在事后，我们有没有办法，新京报，南方都市报，有整版整版的还原的能量，那些曾经被委屈的，被误解的，被拆卸的重复修复，我不知道怎么来做，但是徐达内提出来一个很好的问题，怎么来进行修复和还原，对不断拆解的信息怎么办这样的问题。

　　接下来请《财经》的记者陈宝成先生来提出他的观点。

　　陈宝成：灾难报道是非常态报道 常识往往会带来误区

　　要点梳理：

　　1、灾难报道，是非常态环境下的报道，在很多地方与常态有很大的不同。不能用常识去看待一些问题，这样往往会犯错。

　　2、除了关注灾难本身，也应思考我们国家在制度层面存在哪些与紧急状态之下的救灾、救援，不合适的地方。

　　3、应思考什么样的公权力体系能够适用紧急状态；和日本的比较来看，我们怎么样面对突发事件中的国际救援；对那些灾区的人来讲，如何处理好自救与他救的关系。

　　陈宝成：谢谢，首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平时主要从事时政和法制类的报道，我参加地震的报道是汶川地震，后来去日本考察过3·11地震，这次又去了雅安。平时阅读的范畴像钱刚等老师他们编的中国百年巨灾，唐山大地震的书有所阅读。听了刚才几位老师的发言，很有感触的，有个老师提出在灾难性的报道过程中，我们存在逻辑上的断裂。我也在思考，今天这种情况是中国的媒体在灾难报道的研讨，这种灾难它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个人一点不成熟的想法，无论是地震也好，海啸也好，火灾也好，突发的7·23事故也好，对我们绝大多数人来讲，更多的是看客。记者由于他的特殊职业，需要在现场，他面对这个环境，我更喜欢用紧急状态这个词来概括。我在做报道的时候，会注意到很多网上看法包括媒体的看法，很多人是以局外人的立场来提出问题，来按照常识质疑，但是我们在现场，我们知道，瞬息万变的现场，很多时候常识可能在这里是一个陷井。所以我想首先明确一下，我们探讨灾难报道，首先是一个非常态环境下的报道，在很多地方与常态有很大的不同。

　　比如说这次在雅安，我注意有这样一个声音说，参加救援的解放军战士在芦山太平镇一个叫钟玲村地方挖掘了一个遇难者遗体的时候，为什么这些参与救援的官兵不戴安全帽？就有评论说，这是不是不专业？是不是对战士的生命不重视。我们在现场看得很清楚，当这些战士在救援的时候，是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在山上执行救援任务，在离他们一百多米的地方有两名哨兵，直接盯住战士前面的山，如果发生余震，会紧急鸣哨，战士会躲到安全的地方。如果戴了头盔，会影响到战士听到哨子，再一个有些不合适。当时采访部队负责人的时候，他简单跟我们讲就是这个原因，一旦发生余震，就可以迅速撤离，但是戴着，这种质疑显得不专业，我们不在现场，可能很难提出这样的问题。

　　我刚才提过，我更多做时政和法制类报道，在灾区采访的时候，一般不会关注那些故事，那些抒情，那些渲染，更多关注我们这个国家在制度层面存在哪些与紧急状态之下的救灾、救援，不合适的地方。比如说我发现我的一个建议是一旦发生类似的突发性的巨大灾难，国家应该启动紧急状态。大家可以看到，所有的这些法律，我们的紧急状态，其实在汶川地震也好，玉树地震也好，雅安也好，没有起动这些程序。作为从事法制报道的记者，在平时的状态下，想激活这套法律体系很困难，我们《宪法》有很多条款称为睡美人条款。我们有没有可能在突发的时候把它激活。再比如中央和地方的权利关系问题。我在汶川地震的时候，5月16号，我和一个全国政协委员从绵阳到北川，那个时候属于黄金救援时期，结果在路上被堵了4个多小时，唯一一条生命通道，当时政协委员就下去拿着委员证就问，这个路到底为什么堵了？执勤警察说我们国家领导人要走，就这个原因。

　　五年以后在雅安地震过程中，4月22号的早晨，我们在芦山县境内和李克强总理的车擦肩而过，也没有封路，这种变化是肯定的。就回想起在五年前采访的时候，四川的官员跟我们讲，当地震发生以后，我们四川的官员是对当地的情况非常熟悉和了解，我们完全可以发挥自己在权力范围之内发挥自己的作用，由于国家领导人突然就来了，整个应急救援体系全部打乱，他们对这个事情有看法的，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在突发事件的时候，我们应该做怎么样的思考和调整。

　　再比如说指挥体系，最后的结尾提出三个问题，什么样的公权力体系能够适用紧急状态。第二个问题，和日本的比较来看，我们怎么样面对突发事件中的国际救援。第三个问题，对那些灾区的人来讲，如何处理好自救与他救的关系。谢谢！

　　主持人蒋昌建：宝成提出的三个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不是我们在这里提出来的，也希望媒体在具体灾难报道当中，尤其在反思报道过程中，应该通过自己的渠道，向有关部门提出来的。

　　当然在这次的雅安庐山地震报道当中，我发现每一次应急灾难事件，都会培养一批媒体人脱颖而出。我们这位帅哥也是在那样报道当中脱颖而出，当然我们不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把媒体人脱颖而出出来，但是客观形成了这样的结果。请成都电视台记者蒋林先生跟我们分享一下他对媒体人的看法。

　　蒋林：灾区媒体与外地媒体应有分工

　　要点梳理：

　　1、灾难报道中，用倾听的方式去记录，去报道。

　　2、媒体在报道之前不应有预设。

　　3、灾区媒体与外地媒体应有分工。

　　4、媒体人在灾区要有自己的思考。

　　蒋林：大家好。我来自成都，可能当我得知受邀参加今天圆桌论坛讨论的时候，作为一个地方媒体，我会觉得这是一种骄傲，可能我们做了什么，可以跟大家分享。

　　刚才很多老师在讲的时候，我一直在听，特别是宝成老师刚才所提到的一些，这是一个国家队的思考，这是一个从上到下的梳理。再结合刚才春燕说到的媒体在当中的专业特色，这次的芦山现场报道过程中，我的确去的很早，我大概在地震发生半个小时以后就已经上高速公路，我到达芦山县城的时候是上午10：30，在那个时候我还没有看到更多的记者，我既是灾情的见证者，也是这次报道整体变化的见证者。大概在我4月22号早上醒来的时候，6点多钟，当我睁开眼睛发现身边有很多长枪短炮拍摄的时候，心里有一个念头萌发就是大家的讨论。媒体应该有这样一次讨论的活动，我带了很多问题特别想去跟大家分享。这是建立在社会分工的专业性的基础上，它不能够专门去谈媒体的专业性，媒体只是救灾力量的组成部分，甚至我自己在灾区的时候，很多时候确实很纠结。在你面前有一个新闻事实，我们要守住一个底线，守住自己良心的时候，没有人要求我怎么做，但是我自己会做一些，我认为对于媒体建设的探讨，比如说我对所有的，我拍摄的有可能生命救援的地方，我一定要保持两米的距离。我到达芦山县医院，当我看到摄影师不自主的，我们当时确实遇到一个遇难者送来了，当时正在进行抢救，摄影师和摄像师有一个直觉往前靠了一步，我也凭借直觉伸出手来把他们拦下来了。后来抢救失败了，我没有去采访他们的家人。当医务人员记录逝者的姓名，我只是用旁听的方式记录这个逝着的信息，这也是一种采访，用听的方式，不是用打断的方式。

　　刚才大家说到一点，为什么有媒体在受灾地区现场闲逛，来自于几点，第一这次的灾情确实不严重，第二确实去的人很多，媒体有扎堆的效应，只要一个记者疯狂捕捉一个特别好的镜头，大家都会跟上去。还有一个这是5·12留给我们的东西，这次去灾区的很多地方的大脑当中和他们内心刻满了自己去灾区路上假想出来的具有冲击力的镜头，他们是比照着自己的假想去寻找。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4月22号早上，6、7点钟，我是睡在车上，车旁边15米以外就是芦山县人民医院十字路口，义务施粥点，当时物资还比较匮乏，大家会把一个餐盒中间破一道，盒盖是一个盒，盒底是一个盒子，一个父亲领着女儿领着稀饭。小孩长得非常可爱，三岁左右，她没有办法一只手拿着盒盖，他爸爸榨菜的时候，粥很烫，所有的都在我眼前，当孩子蹲下去，构成了他背后45度仰角就是熬粥的人，他就长着一张就像希望工程大眼睛引人怜惜的人，有四台摄像机，四张照相机，各种角度记录这个镜头，心里很难过的，他们终于找到自己在灾区所需要的镜头。5·12包括芦山，我们成都人比较特殊，都多多少少是参与者和见证者，包括玉树地震，我们接治重伤员，很多东西刻录在我们脑海里，如果不能作为信息有效分捡，会成为下一次信息的障碍。大家没有超越，在上一次超越之后，我们没有讨论，这次很多媒体拿出5·12传统套路在芦山上，那是非常大的问题。当我得到这个邀请的时候，我一定要来，因为我代表的是灾区的媒体。

　　刚才大家更多站在外地媒体，你们第一时间的判断，包括国家队的反应，这是我所不企及的，因为我是地区派的。受灾地区的媒体应该有他相应的应对，外地媒体应该有它的分工。包括和中央台连线的时候，我告诉自己，中央台连线的时候，所做话题的选择，必须做思考，和省级卫视的连线他更需要知道什么，和自己卫视连线的时候，有什么样的区别。因为这次芦山灾情不是特别严重，给了我思考的时间。我不知道去到芦山的每个记者会不会想，我在现场会思考。

　　主持人蒋昌建：谢谢，讲得非常好。至少有几个方面，今天清华大学来得对，他提出很多课题，都可以变成非常好的文章。

　　对下一次灾难性的报道到底提供了哪些东西，如果提供了一些带很多预设的立场，来进行下一次报道的话，请问这样是对的吗？还有地方电视台等地方媒体在报道灾难的时候，有没有他应该侧重的方面，作为一个中央媒体或者是其他的媒体，有没有他侧重的方面，还是没有，这些都可以讨论。以上就是我们关于灾难报道当中的媒体的原则，因为时间关系，每个人发言非常紧张。我们掌声感谢各位发言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