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都市报》首席研究员南香红

　　2013年5月30日，由新浪网主办，新浪新闻中心、新浪传媒承办，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提供学术支持的 “专业与责任——中国媒体灾难报道研讨会”活动在北京理想国际大厦新浪总部举办，来自媒体、学校、政府、企业等各领域的50余位嘉宾出席了本次活动。研讨会邀请了央视主持人劳春燕、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陈昌凤、南方都市报首席研究员南香红等20余位嘉宾参与发言，同时邀请了包括中央电视台、新华网、东方早报等10余家媒体参会。

　　以下为《南方都市报》首席研究员南香红演讲实录：

　　南香红：各位好，很高兴在这里跟大家做一个交流。2008年汶川地震，我从广州飞往北京，一下飞机打开手机发现汶川当时报的7.5级地震，我第一反映这不是唐山地震(的规模)吗。我回到家里，马上向报社申请，自己要到前线去，就得到了允许。

　　第二个比较大的感受，我没想到灾难那么大，而且我自己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么大的灾难，也没见过那么多的死人，这种场面对我的冲击非常大。我回来以后最强烈的想法是，当时去了那么多的记者，经历了那么多的艰难和困苦，在那么艰难情况下采访，我们没有伤亡，这是一个奇迹。汶川那种级别的地震，媒体完全没有应对重大灾难经验的情况下，赤手空拳做完了报道，还没有伤亡，是上苍对我们的惠顾。回来以后，我就想一定要把这场灾难能够总结一下，作为媒体，以后做这种报道时能够有经验，就有了《巨灾时代的媒体操作》。

　　今天主讲的题目是《灾难报道，理念与实操》。这里有唐山、汶川、海地、玉树、福岛地震的报道总结。

　　唐山地震时，我还很小，没有更多的印象，后来翻它的报道，就看到媒体在唐山报道当中是缺位的，当时抗震救灾150多天里，没有出现一张带有哭泣灾民的照片，也没有一篇对灾难的直接的报道，第二天报道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党中央极为关怀，发出慰问电。后来的一些报道，也都是唐山怎么出了第一吨煤的报道。

　　到了汶川地震，当时的报道作为中国媒体界是一个大突破，南都执行总编辑就说发现当天死亡人数不断上升的时候，我们作为一家有责任的媒体，这样的事上不可能袖手旁观。我们还是想要自己的记者到前线去，第一时间派出记者。

　　第一个到现场的记者是5月12号晚上8点，这是非常快的，因为当时记者正好在成都，所以就留下了他。我们另外一路记者13日凌晨2点到达北川中学，他当时在重庆，从重庆直接赶到成都。另外总部4辆越野车，三个小时之内到达。因为有了这个意识，所以出发的时间或者说到达的时间就特别快。我们还发了号外，这也是非常重大的决定。第二天早晨的时候，我们等不到新的照片和报道出来，就发了号外，就把13日凌晨2点拍下来的照片作为头版登出来了。我们6路记者当时奔赴前线。最后到达前线的记者达到70人，在前线设立总指挥部，跟后方进行配合，进行报道。

　　芦山地震报道时，现在有一种质疑的声音，媒体一拥而上，扩大了灾难，我们的报道是不是很无序，是不是对灾难有多种重复报道？这个都是这次提出的问题。媒介在传播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如果在灾难报道中，出现了一拥而上或者重复报道，这种现场确实需要媒体进行反思。媒体从受到限制，不能到灾难现场进行报道，到我们突破了限制，一般的灾难都可以到现场。我们应该如何报道？怎么报道的更专业，这是我们现在面临的需要思考的问题。

　　灾难报道三要素：要生命保障、工作保障、如何报道

　　其实灾难报道作为新闻的一种品种来说，它具有了新闻最主要的要素，就是它的冲突性，对读者的影响力和对整个生活的改变的状况。所以它是新闻当中最突出的或者最显著的种类。灾难报道从我经历的情况来看，有三个最主要的要素，要生命保障、工作保障、如何报道。

　　所谓生命保障，主要对记者，对媒体来说特别重要，媒体要做好自己的保障。很明显的例子，《南方都市报》跑得很快，在第一时间发出稿子，但是我们也很吃亏，记者基本上累垮了，第一批上前线的记者24小时之内全部都不能工作了，都累垮了。另外突击映秀的这次行动，映秀全部靠走路，他们走了24小时路，在映秀只工作了4个小时，回来发稿，回来就崩溃了，让他用口播的方式让后方的记者把稿子录下来，他已经说不出话，从身体上和精神上崩溃了。因为我们当时缺通讯设备，没有带，完全没有考虑这个问题。有的记者穿着皮鞋，甚至穿着凉鞋，造成身上皮肤都长了斑，很长时间都没有好。当时记者靠走路、蹭车、没吃没喝没有睡觉的地方，甚至连安全帽都没有，有一个记者在北川“偷”了一个安全帽。

　　再到海地地震，我们完全有了保障，2009年我出了《巨灾时代的媒体操作》，总结了我们的经验，海地因为是一个远距离的，而且是海外的作战，对那个地方情况完全不能控制，不可控。所以我们给记者做了的充分保障。

　　2010年13日发生地震，16日我们就出发了，到了18日就抵达太子港，我们用了多米尼亚总统顾问吴玫瑰女士调用的军用直升飞机，答应把我们记者送过去，再接出来，所以才去了，我们有7个人去了。

　　生命保障有三个，水、食品和睡眠。我们记者装备从睡袋到通讯设备，到身上黄色的条都是密封的袋子，放证件、护照，非常完备。一到太子港机场，马上坐下发稿。通讯设备都有了，而且食品在他的包里都是经过测算的，他能背多重，能坚持多少天。

　　玉树地震更是非常完备的保障了，我们直降高原。地震还没有动，降落在西宁机场，所有的保障都准备好，包括睡袋、越野车等等，记者直接到了，马上到现场。我们没有向任何的单位求助过，反而是其他媒体记者没吃没喝到我们帐篷里来住。

　　日本地震，当时我们记者第一时间奔赴前线，我们对核辐射没有知识，也没有防备，到底会造成怎样的影响，对记者的生命，后来我们没有办法估计，也没有掌握，最后只好撤回，没有灾难报道。虽然我们走过这么多的路，还有很多东西需要我们进一步来研究和学习的。

　　可能下一次对我们的考验更大。

　　刚才说媒介在传播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对媒体来说，如果一个不当的报道或者说不准确信息的发布，对于灾难的扩大化报道，都会对公众增加恐慌，增加人们对处理灾难，政府和其他组织的不信任感。或者过多的报道，会使灾民受到第二次伤害。在灾难保障中，媒体也是可以添乱的，也是可以帮忙的。我们怎么来处理我们的报道，这就是应该如何报道。

　　媒体及时性、公开性最重要

　　如何报道，提到了有一个关于灾难报道的核心价值和成熟模式的问题，这里引用了几位新闻界前辈和导师的话，喻国明先生对刚才说到的汶川地震我们国内新华社比路透社的消息晚了20分钟以上，他就质问我们为什么比别人晚20分钟，这20分钟对生命来说或者对救灾来说多么珍贵的20分，他说这是不是一种制度性的耽搁，就是因为我们从唐山一路延续下来的制度性的耽搁。

　　另外钱刚先生有一句话“灾害完了，留下来的不是灾害，是救灾；我们记录的都是救灾，不是灾民的记忆，而是救援队的记忆，不是老百姓的痛苦，而是赐予老百姓的恩情。”很多报道都是一个基调，大灾之下有大爱，我们不停地歌颂有大爱，怎么对老百姓的保护。从汶川到现在都是这样的模式下来。

　　李大同先生说对灾难发生的原因，过程与社会对其的防范措施逐一加以检索，发现应对的漏洞，制度的缺陷、法律的缺失，政府官员的责任，正是这种检索，不厌其烦的检索，构成一个国家主流媒体灾难性报道的核心价值。这里提到的核心价值。媒体在灾难报道当中应该做什么，我们有很多的责任，比如说预警、告知、对灾难的报道，更重要的媒体不可缺席的从唐山地震到现在，对灾难发生的监督，对救灾过程的监督，对重建的监督，对以后制度缺失的检索的反思。

　　媒体不可以放弃这种核心价值，不可以有游移，不可以不坚守。到现在为止，我们媒体还在坚持做汶川地震，现在汶川地震媒体并没有给出一份真正的事后检索的完整的报道，现在有的话也只是少数的，比如我们学校的损伤，到底死了多少孩子，为什么学校大面积的坍塌，这些都没有给出一个在媒体上非常好的作为，全体媒体人应该把这个作为自己的责任。

　　在媒体的核心价值的思考下，媒体报道的灾难报道应该有三个部分，不仅仅是限于灾难当下，我们现在看到媒体一旦发生灾难，马上一拥而上，报道这个灾难，实际上我们有很多纬度可以开掘的，现在就是告知、信息监督等等，过去没有发生之后，我们可以做一大块像警示、预警等等。

　　像汶川地震之后，之前都有关于是不是要发生地震的报道，只不过没有那么突出而已。我们也可以把它做得更加到位一些。另外一个纬度，在未来，灾难结束之后，继续检索监督。灾难一般来讲都是突发性的，人无法预测，但是灾难的报道确实可以有准备，有计划的。对于一个媒体来说，应该有这样的计划或者制度的安排，或者是媒体人自己应该有这样的意识。比如说像一位教授说过多少年不可能发生大地震。像这样的文章出现后，媒体如果有敏感，应该立马跟踪这个报道，讨论到底有没有可能再发生那么大的地震。我们对芦山地震有所警觉，有所认识，不会每次灾难发生的时候，都觉得那么突然，都那么措手不及。

　　举个例子，南方都市报在汶川地震当中，一个月内发了28篇深度调查稿。当时大家有一个想法，媒体应该在灾难发生时，在第一时间进行反思还是先告知再反思。这个有关新闻伦理的讨论，大家一开始反思，有点妨碍救援。从我们自己实践来说，在灾难当下，你就会发现有很多的问题显露出来，这些问题就应该当下去跟踪，去进行调查，去进行反思。

　　在写书的时候了解到台湾媒体对灾难报道的反思，1999年9月21号，台湾发生7.6级大地震，很多媒体进行了报道，而且报道范围非常地广，参与的媒体也多，报道也很多，后来这个事情就在台湾形成了所谓的地震报道的媒体事件，大家都在想这个报道是不是太过了，是不是渲染了灾难现场，有些远地的读者并没有看到灾难，但是媒体重复的报道，是不是扩大化了。媒体进行了非常深入的反思。虽然有很多的看法，但是达到了共识，媒体要及时性、公开性是最重要的。

　　最后说一下关于“国难”，如果灾难太大了，就是一场大难了，在此情形下，媒体如果只做监督、反思和揭露，就有失新闻的均衡性，这个时候媒体要肩负起更多的附加责任，比如安定社会情绪、协调社会的抗灾力量，调动正面情绪，抚慰伤痛的人们提供更多的抗灾知识，这都是媒体应该考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