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年前，河北蔚县矿难‘封口费’事件处理了8家媒体、10名新闻工作者，最后是9人获刑，1人纪律处分，这个处罚结果相当惊人，可谓教训深刻；前些天，杭州3名记者因涉嫌非国家机关公职人员受贿罪在杭州中级人民法院出庭受审，其中，《今日早报》经济中心副主任金某某的涉嫌受贿金额高达332万余元；今年，《新快报》记者陈永洲事件在全国闹得沸沸扬扬……这一系列事件让人感觉媒体从业者的贪污受贿似乎在‘前赴后继’地进行着。”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徐迅教授在日前举办的第九期“新浪传媒论坛”上发出感慨，“这些事件重创了媒体的公信力，简直是寒意逼人。报道要公正就必须切割一切利益关系！”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新闻报刊司新闻处处长农涛这些年来经历了很多新闻记者违法案件的查处，从山西省霍宝干河煤矿的记者“封口费”事件，到河北蔚县矿难“封口费”事件，再到陈永洲案件。

　　“可以说，作为媒体记者，目前所处的报道环境非常复杂，特别是媒体记者在从事舆论监督报道的时候，面临的环境更加复杂。”农涛说，新闻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可能会面临很多利益的诱惑，或者是相关的压力。此外，媒体的运营方式，有很多时候又会对记者个人形成多方面的压力。

　　农涛记得，几年前，一家很有名的财经媒体发生这样一件事：记者入职后，希望尽快做出一两件有影响力的报道，但是在采访报道过程当中，记者陷入到了当事人双方的利益纠纷中。一个单位的总裁和副总裁有矛盾，副总裁为了打击总裁，就给记者“报料”，反映这位总裁主持的某项工作当中存在问题，请记者去采访。记者采访后进行了报道，虽然报道内容是真的，但是在采访过程中，记者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收受了副总裁给的钱。后来，记者因为在采访过程中收受好处，被追究了刑事责任。这个记者后来说，他本意不是为了收取好处去做这个报道，但为了获得当事人的信任，收了人家一笔钱，这笔钱最后也没有做适当的处理，因此被追究了刑事责任。

　　“要确保新闻报道的公正，最重要的就是切割一切利益关系，避免利益间的冲突。”徐迅说，只要和利益保持着关连，比如金钱、广告、赞助、名誉、地位等，记者的公正立场可能就难以持久。时间长了、利益多了就越界，就可能涉嫌犯罪；数量少的、时间短的，也就是利益小的，就是职业道德问题。“记者要做到小钱不动心，才能有勇气拒绝大钱的诱惑，才会考虑大钱后面是什么风险。”

　　“如果是为了追求更多的金钱，就不要从事记者这个职业。”《新京报传媒研究》编辑赵勇力认为，在当前社会中，比记者挣钱多的岗位有很多，“记者能够在今天坚守住，靠的绝不是挣了多少钱，而一定是他的尊严。”

　　《人民日报》政治版主编马国英认为媒体人应该坚守三个敬畏：第一，要敬畏话语权，珍惜媒体这个平台，守住边界，不滥用话语权，不用话语权谋私；第二，敬畏事实真相；第三，敬畏法律。

　　“法律只能制裁最恶劣的表达，政府及公权力部门依法能管的事情也有限，整个社会要想实现良好的表达秩序，作为专业的媒体负有社会责任。”徐迅呼吁，“媒体要以高度的理性实现自我约束，把自己管得好一点，做到更加专业、更加职业。如果这样，那么新闻记者这个职业、新闻媒体这个行业就可能受人尊敬，公信力就可以避免丧失，同时也有可能为整个社会的公民表达做一个榜样。”

　　徐迅说，为做好媒体行业自律工作，由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向中国记协申请，编写了《中国新闻工作的职业手册》。这个手册由10位资深职业新闻工作者组成编写班底，由中国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20多名研究生做助手，共同编写而成。该手册条文版共3万字、52条，包括消息源、公共事务、他人权益、事实与意见、利益冲突等内容。这些内容里，大多都是采访操作规范，记者按照这些操作规范来做，就可以有效地化解风险。“这是媒体人给媒体人做的‘小灶’，都是操作性强、真实可用的东西。”

　　参加论坛的媒体人纷纷表示，要保证新闻报道的公正，除了媒体人需要做出更严谨的采访、报道外，外部环境是非常重要的。而目前的状况是，媒体希望能够采访到更多的信息源，但是很多信息源是向媒体关闭的。

　　马国英说，政府职能部门以及公共单位、上市企业等应该提高透明度，为媒体提供更多的采编便利。这些单位的工作人员要从满足公众的知情权，从承担社会责任的角度，来尽力提供公开透明的信息，保证媒体有更多客观、公正、全面报道的条件。

　　“如果我们的社会、政府部门能够向媒体更多地敞开，比如说媒体打电话，希望就某个事情采访的时候，政府部门如果能够做到首问负责制，让信息更加透明，那么媒体在报道的时候就不会猜测，公众也不会猜测。”新京报传媒研究院总监曹保印说，媒体要想保证新闻报道的公正，除了媒体自律外，权力部门的自律也同样重要，只有这两个自律结合在一起，信息出来才能相对真实，有公信力。

　　(原标题：“如果是为了追求更多的金钱，就不要从事记者这个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