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李淼 实习生 宫雪
以移动互联应用为主要标志的4G时代的来临,为传媒产业带来剧变:新媒体如沐春风,传统媒体则迎来了最严酷的冬天。传统模式的赢利能力在不断下降,而新的模式尚未建立起来,大家都在思考和探索移动互联网语境下传统媒体的出路。在日前举办的首届华闻传媒产业创新峰会上,来自官、产、学、研各界的与会者就内容与科技如何融合,传媒业与新媒体、新兴产业如何跨界合作创新展开了一场头脑风暴。
论生存
谁进化 谁活着
在传媒业不断探寻生存与发展路径的过程中,市场无疑是第一“校验场”。
民生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邱晓华指出,目前中国正处在转型升级的阶段,要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实现中国梦,需要顺利跨过这个重要阶段。邱晓华认为,未来的变革一定是要更好地发挥市场的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经营报社社长金碚表示,很多人把传统媒体的困境归结于新媒体的冲击,其实问题没有那么简单。新媒体的成功不仅仅在于技术上的领先,还在于其十几年的发展中通过创新实现了赢利的多边化。
“死掉的新媒体远远比死掉的传统媒体要多,新媒体每天都在生生死死。正是这样一种机制非常好地适应了多边市场发展的趋势。”金碚认为,传统企业像一个机械体,追求效率、追求优化、追求规模、追求控制;而未来的世界是一个新生物,它追求的不是最优、不是规模、不是控制,而是不断地适应、调整、进化。
金碚指出,新媒体时时刻刻都有可能创造新的东西,这与传统的商业模式和传统的产业组织方式是非常不同的。“新媒体企业内部高度扁平化,几十个人的创新团队像生命体一样到处寻找发展的空间,说不定这个产品不行,那个产品就行,要看进化的结果,看谁能适应。”
论手段
大数据是战略性资源
“就像我们无法用镰刀和锄头登上现代农业的快车一样,用我们过去所习惯的模式、渠道,还有所谓的传统优势,我们很难在以互联网为基础架构的发展态势下取得有效和长足的作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所长喻国明指出,传媒业需要一些新的工具和手段把自己成功导入到新的传媒领域,进而展开自己的市场发展空间。
喻国明认为,不同于以往的规模经济、范围经济,4G时代传媒产业将通过汇聚资源,打破体制、地域、行业等版图限制,形成系统性的集成经济。而在集成经济的时代,最主要的战略性资源不是钱,不是人,而是数据。
“美国把大数据比作工业经济时代的石油资源战略行为,谁能利用好这种资源,谁就能减少不确定性,增强自己解决方案的有效性。因此,大数据使用开发的质量和规模将成为传媒产业能否导入新的经济形态当中的关键所在。”喻国明说。
百度公司社会管理大数据专家吴坤也指出,原来媒体是很强大的,因为媒体距离消费者更近,现在是新媒体、新技术公司比传统媒体更靠近消费者,“互联网时代核心是用户,谁离用户最近,谁就有话语权。不是每个企业都需要自己做新媒体,做了更好,不做的话也可以通过渠道获取数据,再借助数据实现产品的量化或者接近消费者。
吴坤还谈到,数据开放是数据应用的前提,数据必须先开放才能工作。据他介绍,美国率先开启了数据开放运动,并且已经开放了很多数据,涉及农业、教育、能源等领域,从而为那些想利用这些数据进行分析的人提供了机会。“这样就把资产盘活了。因为把数据源放在那里没有太大的用处。”
财讯传媒集团首席战略官段永朝也指出,“不能让数据睡觉”,要善于利用数据分析问题、寻找商业价值。
论创新
跨界成为新注脚
新媒体方兴未艾,对于整个传媒行业来说,转型已经箭在弦上。对此,段永朝介绍了一份于2013年5月发布的互联网报告,该报告提出了“重新构想”这一观点。在总结案例的基础上,段永朝认为“重新构想”主要包括三个要点:分享经济、产消合一以及新三网融合。其中,分享经济强调所有权和支配权分离,因为“没有用到的资源就是浪费”。而产消合一关注的则是生产方式与消费方式的转变。在他看来,“生产与消费方式既然都在发生变化,对生产者、消费者的定义就需要加引号。”此外,段永朝引用芝加哥大学心理学家提出的flow概念,即一种“沉浸式的体验”来说明新三网融合——交易网络、交往网络以及移动网络。他指出:“在新三网融合之下,非常重要的问题是把所有的行为架构放在社交网络中去理解。”
关于媒介转型,除了思维方式上的重新构想之外,新媒体研究者、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教师魏武挥则从实际操作的角度指出:“传统媒体转型恐怕没有可复制的模式。”在他看来,媒介转型有三个关键词:产品、数据、融合。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数据”并非指大数据,而是指“效果监测”。在他看来,广告投入对广告效果的要求越来越严格,但是在这方面传统媒体目前并没有办法为广告投入提供更好的监控数据,因此,“数据监测是媒体应该非常注重的”。此外,魏武挥强调,他所提的“融合”并不是指媒介融合,而是“资本和资源之间的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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