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传媒讯：2013年11月15日下午，新浪传媒论坛第九期《媒体如何保证商业报道的公正——陈永洲事件的启示》在北京新浪总部举行，论坛就“媒体如何保证商业报道的公正”“媒体在监督报道中存在的问题”“媒体如何自律”三大主题展开了讨论，以下“主题三：媒体如何自律”部分的文字实录：

　　主持人：媒体自律还包括他律，大家畅所欲言。

　　曹保印： 媒体的自律方面，作为媒体人，确实需要做出更严谨的采访、报道，包括对很多东西做出一些论证。当然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在于媒体希望能够采访到更多的信息源，但是很多的信息源是向媒体关闭的。另外，媒体在报道过程中除了自律还有继续挖掘的，没有一个媒体会说，我报道的所有事情都是真实的，都是无懈可击的，我拿到的信息是没有任何瑕疵的，这是上帝才能做到的事情。如果我们的社会、政府部门能够向媒体更多的敞开，比如说媒体打电话，希望就某个事情采访的时候，政府部门假如能够做到首问负责制，让信息更加的透明，那么媒体在报道的时候就不会猜测，公众也不会猜测。

　　媒体要想真正自律，除了自己的自律，权力部门的自律也同样重要，只有这样两个自律结合在一起，信息出来才能相对真实，有公信力。要想让公众自律很难。 因为公众有权怀疑一切。西方的传统教育是公民不服从，我们的传统教育是百姓要服从，这就是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对权力部门，公众和媒体首先要做到服从，然后是自律，在西方我先是不服从，再质疑你，在这个基础上采取行业自律也好，或者其他的方式达到自律，才是最好的。公众觉得你是在说实话。当然你没有自律，你有自己的商业利益，像刚才我提到的打农夫山泉的媒体，公众发现你打人家，你也在卖水，你卖水的同时打击另外一个卖水的，可能你就是在利用媒体在为自己做事情，这就是不自律。至少在这方面，新京报做的相对来说比较完善，因此这段时间记者被抓了很多，到现在为止(我们的记者)还没抓，当然以后会不会抓还不知道，至少现在还没抓。所以，我们在这方面做得还是不错的。

　　主持人：记者的自律包括发稿、采编过程当中有没有规章制度和流程？

　　曹保印：我们的流程应该说是非常严格的。像采访，一定要采访到事关各方当事人，否则稿件是发不出来的。刚才汪老师提到的稿件，我不知道后台出现了什么问题，一般情况下报道中会提到检方的，因为涉及了检方。有一些稿件的出来，不是说记者没写，也有可能被删减，比如说，我们曾经出现过用错照片的事故。汪老师在我旁边，我就以他为例吧。关于我的报道用的照片不是我的，是汪老师的，然后负责这个版面的编辑到网上查曹保印的照片，结果他不认识我，于是，看这张照片挺帅，就用汪老师了。这个按照《新京报》的规定是严格禁止的，是绝对不允许的。但是，就有这别编辑没有严格执行，我们12点半要签片，迟一分钟要扣10块钱，一分钟不算什么，但如果迟到一到两个小时就很算什么了，这时候编辑就着急了，就到网上查照片了，违反了规定。我们的处罚是从编辑、主编、看板样的负责人、值班总编辑等都罚钱，有的会直接开除，也就是不能够再从事媒体。

　　10年前 ，《新京报》出生时，很多人说必死，但是，到今年11月11号，我们举办了十周年的答谢会，走到这个时候就很不容易了。在我们内部的庆生会上，我们社长没讲几句话就哭了，他说我从来没哭过，再艰难也没有哭过。但是，这一天他哭了。

　　无论是政府部门的压力，还是报社的严格要求，依然会有个别人，出于种种原因违规。对此，我们只能采取严厉处罚，让其他的记者编辑不再这样做。恐怕没有一个单位敢说，我所有的制度，我的员工都能够完全遵守，就算是宗教信徒，有时候也会打破自己的信条。

　　徐迅：我不想说新闻工作者的自律，那是每一个人的道德选择。我想谈谈媒体自律及媒体行业的自律。十八届三中全会再次确认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全世界都公认，表达自由不是一种不受限制的权利。但现代法治对表达自由却以最小限制为原则，也就是以最窄的范围、最低的程度、最小的代价、最软化的手段来解决限制表达自由的问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公权之手不可以无处不在。这一点农涛处长可能会同意，因为政府的权力是有限的，是有限政府、小政府的思路的话，禁载的规定就只有那十条，其余的应当是行业自律、媒体自律的空间。我很高兴看到，在陈永洲案子的讨论中，很多人注意到这样的提法，也就是对于表达的限制，能自律就不他律，能民事就不刑事，能自诉就不公诉。这“三不”的选择显然是十分理想的状态。但是，自由和秩序永远是一对矛盾。表达自由是如此具有张力的自由权利，大家就是要说。所谓和谐和谐，人有一张嘴干嘛？一是要吃饭，二是要说话。温饱问题解决后，说话就显得更重要了，就是要说话，而且要痛痛快快地说，越自由越好。但是一个好的社会总是需要秩序，政府对维持这种秩序负有责任。当政府感觉秩序受到了威胁的时候，当以自律的手段限制表达自由不够有效的时候，公权就会频频出手，所以我们今年看到的对互联网表达的这些公权行动，包括关闭多个帐号、司法解释、抓人，我觉得都是出于对失去秩序的担忧，此时极端的自由就会消减自由、甚至消灭自由。但是公权手段，特别是刑法手段，一步到位的把制度用尽了，这样的制度太缺乏弹性。因此就提出一个问题，你要想《刑法》不用、少用，《民法》就得够用、好用。要想法律，也就是他律都不用，就得自我约束，实现媒体的行业自律、媒体自律以及媒体工作者的自律。自由和秩序要实现平衡，不管用什么样的形式形成秩序，必须得有秩序。这样自我约束的价值就体现出来了。我想，对于媒体行业来说，自律是可以换取自由，是可以争取自由的。

　　当然我赞同张继伟先生说的意思，在一个社会里，各行各业的问题、矛盾如此之多的情况下，我们不能选择谁比谁更坏，我们应该选择的是我比他更好。每一个人从自己做起，每一个媒体从自己做起，每一个行业从自己做起，才可能有一个良性的循环。这就是自律的价值。

　　关于媒体自律实现的途径，我觉得到目前为止，我们整个社会对什么是好的表达，对它的标准是高度的缺乏共识，没有共识。比如以知识精英为代表，什么某某教授的张口骂人“汉奸”，还要打个官司来论是非；某某教授在抗日大游行中因为不同意他人的口号而打人，而且打了老人还声称“坚决不道歉”，这都是教授，算是知识精英了，事情就发生在北京。如何实现一种受人尊敬的表达？教授们尚且如此，何以要求我们十几亿的公民、在转型期的复杂社会，大家都能够彬彬有礼、理性表达呢？这个真正是一种奢求。但是比较可行是专业媒体的专业规范、专业标准可以并且应该成为全民好的表达的共识的基础。我感觉当新媒体出现的时候，对社会整个的影响和秩序的威胁，西方似乎没有我们这么严重，这么紧迫。我认为其中的原因之一是西方的传统媒体百年以来形成了专业规范、专业标准，它是公开接受公众监督的、对公众投诉公开回答的、不断被适用并不时自我修正的，这样的一种专业规范。因为通过反复的使用，它被民众所知，如英国比较突出的是媒体行业自律，像报业投诉委员会的标准；像美国比较突出的是媒体自律，所有具有影响力、公信力的媒体，特别是知名的媒体，自己都有一个规范，内部的、像手册一样，或称编辑规范、节目标准、报道政策等等，不管叫什么，反正都是自己内部的可操作的规范，诸如刚才说《新京报》内部有比较严谨的规章制度一样。

　　我们现在搞文化产业，这个产业的产品是什么，是作品，或者说是新闻报道，总之是内容的生产，那么所有的产品都应该是有规格的，物质产品都是有规格的，还得写上包装盒，那么新闻的生产应该是什么规格？中国新闻界有没有？整个行业大家都共同承认的专业的标准有没有？我认为是没有的。尽管大家都认为好像我们有，但是我们大家都共同承认的那个东西在哪儿呢？比如说央视对犯罪嫌疑人的报道，刚才程君轶记者谈到的《今日说法》就会给嫌疑人打马赛克，还有一个《法治在线》，打马赛克，也说张某某、李某某嫌疑人，而不是指名道姓的，今年以来这种比较多了。我认为这是央视对今年修订的《刑诉法》进一步完善了无罪推定制度的回应。但是到了某大V、陈永洲的时候，这个标准就没了。说明你作为一个媒体，在内部没有统一的生产流程和标准，公信力就是这样丧失的。

　　徐迅：内部不管有多少机构、多少栏目节目，在同一个法人机构里面，却有好几套标准，你怎么号称自己是一个专业的媒体呢？如果一个专业的媒体也是标准混乱、不确定的话，那么你又何以要求普通的网民那么有规矩呢？

　　这些年我一直在想，中国新闻界，中国媒体业，不是政府给定的，而是我们共同承认的价值在哪里，我们一直在做这种努力，但是这种努力真的挺艰难的，命运也不太相同，我把这几个成果都带来了。这个是给广播电视协会做的，叫《广播电视节目的审议规则》，如果这个节目播出后被投诉，我们怎么评价是好还是不好，该不该批评和改进。这是给行业协会做的，最后连公开出版都不行，好不容易弄了一个内部刊号，其实比正常出版还要费事。为什么这么难？现在我在很多东西里面见到这个成果的影子，但是公开出版就是做不到。

　　曹保印：我们正在做2011年、2012年年度获奖作品集，放在上海的出版社，结果上海的新闻出版局审了三个月，给的意见是大幅度修改，修改完了还要继续上报，继续审，而作品集中的内容，全部是报纸上公开发表的东西。

　　徐迅：已经7、8年过去了。是我们新闻工作者缺少理性吗？是我们媒体行业缺少能力吗？都不是。一方面是我们的自律成果没有出口，另一面是公权力为规范表达秩序疲于奔命，那么关于自律的建设型的制度框架在哪儿呢？

　　我们做的第二个标准是广电总局的社科基金项目，叫作《互联网视频节目内容的参考标准》，它的命运是最好的。后来广电总局视频网络节目司指导推荐，推荐给互联网行业参考使用。因为是参考手册，属于网络媒体自我约束的规范，并不是法律，而政府的角色是推动自律建设，这个成果的命运是最好的。可见，互联网上的自律的努力比传统媒体要成功。说句我自己的观察，如果中国传统媒体不加把劲，那么自律建设的合理框架很有可能会在网络媒体最先实现。可以通过自我约束而实现秩序，法律就有条件少管，或者不管，网络媒体就有了自由。内容生产标准的合理规制，加上技术创新的优势，网络媒体的未来不可限量。

　　我们下工夫最大的就是这个，叫作《中国新闻工作的职业手册》，是由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向中国记协申请，是由10个职业新闻记者组成的一个班底，都是做过媒体一线业务的，来自不同的媒体和传播形态，10个资深的职业新闻工作者，由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5个年级的20多个研究生做助手，产生了这么一个手册。我带来的这个是条文版，共3万字，52条，都是从大量的经验、教训当中抽象出来的，然后把新闻工作当中所存在的被普遍重视的那些内容提炼出来，像立法一样一条一条地写出来。比如说第一部分是消息来源，有8条25项操作规范，没说为什么，但你照着这样做，就可以有效地化解风险。手册的组成部分包括：消息源、公共事务、他人权益、事实与意见、利益冲突。比如说到陈永洲，因为利益冲突可能导致的刑罚制裁有什么，有一些职业记者被判刑的例子，怎么样避免利益冲突，甚至包括微博的使用等等。手册还有专业的报道领域，第一项就是法治类报道，涉及到的法律特别多，是所有的内容里面最长的一条。这就是汪教授提了很多意见的，这里面出问题特别多。专业报道领域的第二部分是财经报道，涉及包括证券类报道的规范，怎么做才能最大限度的化解风险。语言与文字、更正与答辩等等。条文版还有1万多字的附件，包括我国政府要主动公开和重点公开的信息；法律对公务员的特别要求，这是舆论监督的法律依据；对自杀报道的建议；对艾滋病报道、儿童报道等等的规范和意见等等。条文版两部分，共3万字，操作性特别强。那么这每一条是怎么来的，还有一共70万字的依据版，逐一加以说明，实际就是推广手册的辅导教材。这些规范的来源，第一是法律，第二是职业道德，第三是专业规范，这三个东西混在一起，熬成一锅粥，再一碗一碗盛出来。这是媒体人给媒体人做的小灶，都是底线规范，操作性强、真实可用的东西。这不是给领导做的，但高明的领导应当善用并引导这种力量。这个项目去年8月份结项了，在记协那里一直到现在就不见天日，也不知道怎么办。

　　陈永洲事件出来了以后，很多记者在讨论，我们能不能自己定一个什么东西，我们大家共同来遵守，不要走到这么远，这个结果太糟了。有人说徐老师做了一个什么东西，其实已经有基础了，不用从头开始。那怎么才能得到呢？我就着急了，怎么办呢？有一些大学的老师也知晓这个项目，问记协，也问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公开，这样可以在大学里面开课，告诉并训练未来的从业者，一事当前，究竟怎么做才是一个职业的记者、专业的记者。政府也挺着急的，所以今天抓了刘虎，明天抓了陈永洲，后天还有几个记者要开庭了，公检法忙不叠地办案子，审的都是职业记者，媒体公信力大损，政府主管机关比如新总局能不急吗？还有一些科研项目和科研组织，我听一些人说，现在正在做一个谁谁那里领来项目，这是公权力机构的研究员，要给媒体定规矩，要定可操作的规范。我说我坚决反对由你们给媒体立规矩，我说你们有什么法律依据，比如刑事诉讼法，管的是刑事诉讼期间公检法的相互关系，以及公检法与案件当事人间的关系，哪一条是规范媒体的？好的安排是各自管好各自的事，你们解决如何搞好司法公开，而我们也有足够的能力和理性来定出我们自己这的规律矩，比如如何报道嫌疑人。自己管好自己的事，这就是行业自律。但是行业也得跟进呀，不能无所作为，所以我干着急，没办法。

　　关于这个项目怎么使用，要不要推广，在记协的一系列表态中都有反映，比如今年开展三项教育的计划当中，记协有关负责人刊登在《中国记者》杂志的文章当中，以及在境外开的媒体职业伦理的会议演讲当中，都说我们有这么一个成果，我们要如何如何。这些我都是从四面八方听来的。但是就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这个事具体怎么办，不知道。我觉得到时候了，中国传统媒体的职业新闻工作者，我们大家内心都有一些共同的价值观和操作规范，但是我们整个行业的标准是什么？光靠一个《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是不够的，它缺乏操作性。我们在做这个手册的时候，已经考虑到怎么和准则衔接，它是准则的细化，因此它对现行的媒体自律规范建设不具任何破坏作用，只是补充完善。还有它怎么用。我是做媒体法制顾问出身的。手册的使用怎么和每一个媒体的管理结合起来，有一些建议。有一个老总说，一看这就是法律顾问设计的，就是得让它能用。

　　我想在这里向新闻界呼吁一下：法律只能制裁最恶劣的表达，而政府及公权依法能管的事情也是有限的，因此整个社会要想实现良好的表达秩序，我们作为专业的媒体负有社会责任。我们能够以高度的理性实现自我约束，把自己管得好一点，做到更加专业、更加职业。果真如此，那么新闻记者这个职业、新闻媒体这个行业就可能受人尊敬，公信力就可以避免丧失，同时也有可能为整个社会的公民表达做一个榜样。

　　但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们应当并可以从自律规范做起，而这一规范应当是行业共识的、书面的、明确的、公开的、可操作的、接受公众监督的、不断修订的。

　　主持人：徐老师这番言论表示了媒体人和法制工作者的深深忧虑。

　　我们就自律，请各位简短发表一下看法。

　　刘徐州：无可置疑，近些年来，专业媒体的新闻报道对我们国家的现代化叙事、政治文明叙事、法治进步叙事起到巨大的积极的推动作用，特别是从对公共权力的法治化和公民权利的保障的推动这个视角看，媒体一直在努力，一直在积极作为，有着大量的经典案例。

　　但单就当下自媒体勃兴、一般网民还有没有学会如何去规范表达这个社会背景下来说，专业媒体在职业操守自律上要避免过于情绪化的表达，要自觉地去涵养社会的理性，培厚社会理性表达的土壤。《新快报》两次喊话放人，是非常情绪化的，示范效应堪忧。

　　第二个方面，舆论监督方面能否做到破立结合，在批判颠覆的同时，如有可能兼及报道的建设性。我注意到胡舒立痛斥媒体之恶，“放弃基本职业标准，为数十万及至千百万元私利，一意摧毁年收入在数百亿的企业”。

　　还有就是，媒体要坚守最起码的底线，万万不能公器私用，打造坚如磐石的自身公信力，进而推动整个社会的信用体系建构。

　　张继伟：徐老师刚才讲的非常好，我也非常想学习一下，特别是提到了媒体行业的共识这个问题。

　　从最前端来看，我们的新闻教育现在也是有短板的，特别是新媒体的出现，大量从业人员都是非新闻专业毕业的，不是说他们做得不好，但是确实缺乏足够的新闻专业该有的培训，而且新媒体在新闻伦理甚至媒体属性的认同上本身也没有达成共识。

　　我想接着刚才曹保印讲的情况补充一点，读者把《新快报》、《新京报》、《京华时报》、《南方周末》都搞混了的情况，在一定程度上跟现在版权保护的缺失有很大的关系。这也是媒体自律的一个重要内容。

　　因为一家媒体的报道，哪怕自己有一个严格的报道规范和内控机制，也很难保证稿件发布出来以后，不在网上、公众平台上被重新编辑得面目全非，改成标题党。我们知道，严肃媒体的编辑部在做文字修改时，都需要反复核实和验证，但是放到网络空间上，有影响力的网络媒体对它进行删改的时候，没有这样的机制。这样带来的媒体共识的缺失，我比较困惑，通过什么手段，来版权保护，大家更尊重原创者，通过对原创文章的再核实机制才能确保稿件不会被断章取义，不会被产生过于迎合读者这样的趋势。这个可能是我们现在整个行业自律里面比较缺的一块。这块徐老师的书里有没有？

　　徐迅：没有。严格说还是在传统媒体上立足。而网络媒体要给自己建立规矩。

　　主持人：新浪是有严格的关于起标题的规定，包括运营部整个的编辑，我们有严格细致的规定，我们运营部的手册有几十页。

　　张继伟：我把什么东西放在什么位置，标题怎么处理。到了网上之后，这些空间就不存在了。就算是有规范改这个标题，其实没有跟原作者沟通的情况下，很难知道他为什么使用这个词。

　　汪海燕：我非常赞同徐老师刚才提到的理念。我们刚才谈的是对媒体的规范。我想对媒体除了规范之外，还应该“宽容”。我国社会转型时期，有权机关和官员失范的现象还是比较多，一些企业不负责的行为也并不鲜见。言论自由是《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监督是媒体的权利也是义务。所以，如果对媒体束缚过多，可能不利于发挥其应有的监督作用。对于不是主观恶意的报道，对于报道的细节虽然与客观情况有出入，但是基本事实没有问题，都用该持包容态度，不能动辄动用刑事司法手段。

　　曹保印：我现在正在做一个新的传播实验，和损害商业信誉罪相关的实验。我开了一个淘宝店，我叫淘梦园。在微博上，很多人不同意你的观点，就会骂你，恶意攻击，你要起诉他们也会比较麻烦。于是，我就开一个淘宝店，如果你不同意我的观点，却在淘宝店里给打差评，谁给差评我就起诉谁。淘宝店店主对差评是很在意的。我做的实验，到现在为止，那些攻击我的人，没有一个人敢下单，因为只有下了单，你才有资格打差评。我卖我太太做的书签，50元一个；我卖我家里的水杯，1000元一个，就是有人买。你如果反对我的观点，或者怎么样，那么你就必须买东西，买了东西你才有资格给我差评。如果你没有理由，却给我差评，我就直接起诉你，理由就是损害我的商业信誉罪。我只是做一个实验，并不是真的要开淘宝店，这个实验也可以让一些恶意的人，在这个店门口止步，至少如果损害我，你要付出沉重的代价。陈永洲这个事情，在我看来，在法庭正式判决之前，他依然是无罪的。就算是判决陈永洲，他必须认定他的报道完全是职务行为，不是陈永洲一个人的事情。假如要起诉，也应该首先是《新快报》，其次才是陈永洲本人。

　　马国英：刚才大家讲通过制度建设，通过他律来促进自律，这是非常重要的。我想作为一名从业人员，作为编辑、记者，从自己对自己的要求，就自律来谈谈自己一点感想。

　　作为一个媒体人，自律应该是要有三个敬畏：第一要敬畏话语权，第二敬畏事实真相，第三是要敬畏法律。

　　第一敬畏手中的话语权。就是要珍惜记者这个职业、珍惜媒体这个平台，守住边界。不能滥用话语权，不能用话语权来谋私，另外是不能意气用事，过度地使用话语权。我们要把握度，守住底线。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对媒体从业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要做的就要引领，为公众表达做出示范。

　　第二敬畏事实真相。真相是非常复杂的，而且是发展变化当中的。我们通过千辛万苦得到的“真相”，可能只是长期发展的事件当中的一个片段，可能只是一个事件复杂整体中的一个局部。对我们掌握的证据，认定的事实，需要慎重判断，这就要对事实有敬畏之心。

　　第三是敬畏法律。我们当然要坚持罪刑法定、无罪推定这些原则。当然我们也要看到，尽管现在的法律可能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但是，我们的社会不会因为法律的不完善，而纵容不实的或者虚假的报道存在。

　　说到法律，想提一个“跨省”的问题。现在好多媒体和网站报道都把“跨省”做到标题里面，好像想以此吸引关注。我有一个同学是基层民警，他问我：你们媒体为什么关注“跨省”，案子该我管辖的，我立了案，跨省追捕不是很自然的吗？甚至还会跨国追捕呢？！他说是法制统一的原则。不同的群体的关注重点自然不同，但有些常识还是应该掌握。敬畏法律，必须了解法律。

　　杨中旭：徐老师做的工作是我们这个行业最缺的东西。

　　他律从某种角度讲是法律的规范，或者是社会道德给的规范，自律的标准更高。胡舒立做《财经》杂志的时候提到的自律，其影响在现在的《财经》杂志当中延续，记者采访当中收到的车马费都要上缴。在他律缺失的时候，自律显得特别的珍贵。

　　在他律特别不够的情况下，自律很珍贵的时候，行业规范迫在眉睫。在这里也表达对徐迅老师的敬意。希望陈永洲事件是一个契机，能够给媒体提供一个规范，既包括了传统媒体的规范，也包括刚才张继伟提到的，在媒体的跨界过程当中，转载的过程当中，存在着一些比如版权保护等空白的地方。回头来看陈永洲事件，或许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赵勇力：其实，很多媒体，包括我们新京报，都是一直严格要求自己，所以希望像徐老师的这个行业自律标准，做出来之后，就应该尽快推广，一旦大家形成这一共识，并主动去实施、来净化自身，我觉得徐老师这项工作，我们大家应该支持。

　　程君轶：徐老师说的自律换自由也是非常重要。在司法审判的过程当中，可以报，能报到什么程度，至少我们不能出底线。徐老师说现在很多的打马赛克，有自律的一面，也有犯罪嫌疑人他的要求，他的主张。但是为什么希望有这样的标准，没有这样标准的话，像我们是靠这个吃饭的，我可能自律了，别人都做这方面报道的时候，我可能会失去一大部分报道的空间和选题。可能在现有的媒体环境下，我们做的相对自律一点。但是有了这么一个标准，以后像这种报道，出问题的可能性就不大。我们天天做法律的，脑子里面有这根弦。陈永洲事件可能出现立法，司法手段，这个东西本身也应该由司法、立法来解决，如果没有这个的话，像刚才说的英国报业委员会，如果各媒体有自己的专业委员会，能够及时把自己的报道，可能已经出现一些问题，及时控制在可控范围之内，也许我们就走不到这一步了。这就是我的观点。

　　成功：感谢各位老师参加这期的传媒论坛，感谢大家分享了这么精彩的观点，我们也希望为整个传媒行业的发展做一些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