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传媒讯：2014年1月2日新浪传媒论坛第十期召开，本次论坛以“准则与尺度——2013年媒体案件报道的是非之辩”为主题，以下是正义网记者高鑫的发言实录：

　　高鑫：如刚才徐老师所说，案件报道是各大媒体十分重视的报道内容，从近年来的传播效果来看，正义网的案件报道被国内各大主流和商业网站广泛转载。如何规范案例报道，这是包括正义网在内的中检报人，不断在思索的问题，我们还专门就案例报道的风险与艺术召开过内部研讨。

　　到正义网工作以来，我多是从事案件报道。期间，经历了如央视大火案、黄光裕案、商务部系列腐败案、故宫大盗案、股市“黑嘴”汪建中、刘志军案、李某某强奸案等多起重大热点案件的采访报道。但静下心来认真思考的不够深入，也非常感谢新浪网这次能给我一个思考和学习的机会。

　　职务犯罪大要案和其他热点刑事犯罪案件，一直是正义网原创案件报道的重点关注内容。我们对案件的报道，是力争第一时间披露各司法进程。包括案件的批捕、公诉、一审开庭、一审宣判、上诉、二审开庭、二审宣判等，要求每个阶段能及时发布最快速、最权威、最精炼、最准确的消息。

　　比如央视大火案，在批捕阶段，我们独家辟谣，澄清了被告人数量。在公诉阶段，我们第一时间依据起诉书发布权威消息，接下来的一审开庭、一审判决、部分被告人上诉、二审开庭、二审宣判，我们及时发布的消息，被众多媒体广泛转载、推荐。

　　我对大要案、社会热点案件的报道，是以司法进程划分阶段，以写消息、通讯为主，很少涉及调查性报道或特稿，但从稿件的传播效果来看，也还不错。对于案件背后的延伸性信息，如被告人成长的家庭、感情经历等，出于对当事人的考虑，我们不会过多涉猎。

　　就网络媒体的传播规律，单从传播效果来说，我举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喜欢“小投入、大产出”的稿件。比如2013年6月北京市检察院举行了“举报宣传周”新闻发布会，我们获知吉林常务副省长田学仁涉嫌受贿的案件，已经侦查终结进入审查起诉阶段，便第一时间独家发布了关于该司法进程的消息稿，并在检察日报、正义网的官方微博进行推。

　　稿件的传播效果比较理想，迅速获得人民网等近百家媒体的转载、推荐，咱们新浪微博的头条新闻，也对稿件进行了转发。随后，中央电视台13频道还全文读播了正义网的稿件，但未属来源。

　　又如刘志军案，我们主要披露的是司法进程和权威的司法资料。当很多案情不是很清晰时，可以选择其它的报道方式。刘志军案开庭时，我们以摄影报道为主，独家拍摄到押送刘志军囚车驶入法院的画面，通过对这种信息披露，既不影响案件的审理，有可以客观地从一个侧面展现新闻现场，克服“无料可爆”的缺陷。

　　以刘志军案图片报道为主，配合之前披露的权威信息，这样的报道传播效果也很好，当天上午各大网站都推的是正义网的稿件。

　　对于案件报道，我们报社有非常严格的要求。稿件发回去后，编辑会跟你核实，有没有起诉书或判决书，如果连记者本人都没有亲自看到这些法律文书，那稿件一般是不给发的。对热点案件报道，包括李某案，从公诉阶段一直跟到二审宣判后，我们针对每一个司法进程阶段，总共发布了许多篇稿件，包括一审宣判之后，除了第一时间发布判决结果，海淀法院法官在线回应社会关注问题，我们做了图文直播，同时还发稿5篇。可以说，是发挥网络媒体的优势。

　　虽然发稿量多，但报道内容选择，还是坚持程序性报道为主，包括涉及未成年人的刑事案件，没有判决的情况下，一般不过多揭露或触碰犯罪行为细节。之前也出现过像富士康连续跳楼事件、连续发生的校园伤童血案中，让大家已意识到媒体报道可能带来“示范意义”，所以，在刑事案件报道中，要做到适度节制报道。

　　而且，在此类敏感案件，一般公诉机关、审判机关不会轻易接受媒体采访，此时记者“拿料”的途径有限，或局限于当事双方的代理律师，而他们在发声时，或多或少会具有偏向性，最终导致报道有“夸大事实、杜撰情节”、“定性定罪”等内容。我们报道时还是重程序，以此来规避新闻失实。

　　对李某某强奸案报道，我们的一个资深记者提到，如“李双江之子”“李双江”或“梦鸽”等词都不能出现在文字报道和摄影报道里，因为这些都属于“可能推断出该未成年人的资料”，与《未成年人保护法》第58条规定相矛盾——“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新闻报道、影视节目、公开出版物、网络等不得披露该未成年人的姓名、住所、照片、图像以及。”而在一审开庭时，几乎所有媒体都没能完全避开，这是我们值得反思的问题。

　　二审期间，我们就专门强调，摄影记者可以拍律师，不能出现梦鸽的画面，这也是我逐渐在思索、成长。从报道内容可以看出，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网络媒体，很多都出现了定罪、定刑的预判性信息，如李某某到底会判几年，这样的内容出现的还是较多，包括一些知名的都市类媒体，都会对李某案的刑期，采访专家进行讨论。

　　此案二审开庭时，我们作为法治资讯类门户网站，也希望能抓住时机向公众普法，我们联系了检察官，通过采访告诉大家，二审期间检察官到底在做什么。适时普法取得的效果也是挺好的，稿件出来也是被很多人转载。

　　就我个人理解，并非只有花边新闻、桃色新闻，才能引发读者关注。若能在一些案件报道中，紧跟中央精神，稿子也会去的很好的收效。如我们采写的一篇《北京一正处级“裸官”受审 涉嫌挪用公款5.8亿》稿子，这是2010年7月底，各大媒体轮番报道的一起案件。7月28日下午，我首发的开庭消息将“裸官”二字写入标题。该案涉案人级别不高、挪用公款数额也并非最大，但巧的是，在庭审前几天，有关裸官的文件下发。记者采访中有意核实，掌握这一信息后，以此提升了报道价值，让这篇报道被各大网站首页转载，效果与黄光裕案等大要案类似。如此将一个不是热点案件转化成热点案件报道，可见，法制类新闻采编人员必须走专业化发展之路。

　　谈到案件报道的失范，感觉我们报社前任总编辑的一个比喻很贴切。他说，法治社会，案件资源是新闻报道的“富矿”。但开采“富矿”的过程，也是“事故”频发，容易构成媒体侵权，甚至是“媒体审判”。

　　我先说这么多。与其说自己的一些不成熟思考，我更愿意听听今天到场的各位专家及行业前辈们的观点和意见。

　　主持人：谢谢高鑫记者。我听高鑫记者发言过程中注意到一个关于案件程序报道的问题，我个人的感觉，从长远的趋势来看，可能媒体可能需要更多地对案件程序进行报道，而不是现在这样偏重实体报道，尤其是审案之前，过多地披露与案件相关的证据可能会不合法，但是现在很多媒体都在这么做，尤其是在刑侦类的报道，其实定性、定案的倾向性特别明显。

　　高鑫：包括一些案件前期判了，后来还会出现一些变化，不宜过早做定性报道。

　　主持人：事后像浙江叔侄案件，当最后证明被告人是无罪的，之前的媒体报道就很尴尬，全部听信于公安机关的提供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