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传媒讯：2014年1月2日新浪传媒论坛第十期召开，本次论坛以“准则与尺度——2013年媒体案件报道的是非之辩”为主题，以下是《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杨迪的发言实录：

　　杨迪：这个题目“案件报道中的经验和不足之处”，我本人谈不上有太多经验，但是在《中国新闻周刊》做社会新闻，案件报道是不可避免的话题。这两年确实也参与了不少案件，但经验谈不上太多，我也是有一些困惑，希望今天能够跟各位老师一起讨论一下。

　　徐迅老师说的法制意识下的报道，如何在媒体报道中去强化法制意识，我们记者如何去强化自身的法制意识的提高。一直我想寻找的方向。

　　先说说今年报道过的几个案子，其实唐慧案的稿子并不是我们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主要是《南方周末》的报道出来后，才有人提起《中国新闻周刊》也在一个星期前发过一篇唐慧。其实唐慧案到现在为止，我仍然也有一些疑惑。尽管我和她的关系处得很好，也投入了很大的时间和精力。事实上，我的报道跟《南方周末》的报道集中的矛盾点，可能是关于唐慧女儿案子的定罪还有定性问题。在采访中可以看出来，唐慧的女儿并不是传统意义的乖乖女，她被强迫的证据没有那么充分，但同时也有很多证据可以证明这个女孩及其不成熟。最后在我的报道中，我的考虑主要是，她在案发的时候是11岁的女孩，无论她是一个小太妹，还是什么样的一个人，都不应该被强迫卖淫。这个案件最后量刑问题我一直不说不好，在和律师讨论时，他说，这是湖南省高院的最终判决。那么在报道当中对这个终审判应该是什么样的态度，是我比较困惑的问题。尊重是肯定的，可我们也知道现在有这么多的冤案，也让我确实有一点疑惑。

　　另外一个案子，就是今年5月份京温商城跳楼女孩的案子，这个案子我们杂志一共发了两篇报道，第一篇是有关这个女孩身份的报道。第二篇是一篇事件的整体还原，通过跟公安这边的合作，采访到当时参与整个群体事件年轻人。

　　其实两组报道出来，我都没有解释清楚，袁利亚为什么最后自杀。根据我们和警方探讨，认为她最后自杀是因为自己身体上的病，这个病又确实不太好听。在我们周刊内部关于她身体生病的状况到底要不要发的问题，也商讨了很多次，最后的决定是不发，算是对死者最后的维护，而且我们也确实没有办法解释她为什么得了这个病。

　　另外，万宁校长带小学生开房的案子，我也有参与报道。这个案子涉及到未成年的问题，其实讨论到在报道中的技术问题，最开始肯定是从伦理角度去采访家长。可是事实上所有在现场的记者，基本上都是被家长所左右，而家长的话到底有几分是真，有几分是假，真的没有办法判断了。最后，我们这篇稿子的操作是从海南的文化土壤这个角度来做，当地的海岛文化，历史上母系社会传承下来和男尊女卑的文化有激烈的碰撞，可能在当地性开放是一个比较普遍的问题，包括后来男尊女卑的现象又确实更加严重在孩子身上。所以，更多是讨论的这样一个文化现象，而没有更多去看当天到底发生了什么。我记得当时看到了一篇稿子，这个稿子确实让我挺震惊，整个稿件里面到处都是手，这个手在这儿，这个手在那儿，上下求索，诸如此类。我知道，我们的报道角度，从稿件上来讲不够好看，也不够精彩，也会觉得没有拿到核心的料。或者也许这种稿子我们干脆不该做，我也是个人比较疑惑。

　　温岭杀医案的报道，事实上，现在对现场的图片的选取，无论南方周末还是新京报，很多媒体的采用问题都不是很大。但现在再追求文字现场的细节还原，追求文字的细腻或者细节，我大概有走偏，这也算是我的一个检讨。温岭杀人案一案，我对当时暴力现场是一个特别完整的还原，后来稿子发出之后，我的一个朋友是做医生的，他说你这篇文章写得太可怕了，他说那是一个生命，怎么在你手里就变成了动物一样？我用了这样一个文字，连刺几刀，像捣蒜一样，这是采访时一位医生的直接引语，我当时觉得这个直接引语很漂亮，就用了。但却忽略了稿件的克制。如果讲经验，我们在报道现场或者有关暴力现场的文字上也同样需要大家再多一点克制。

　　主持人：杨迪刚才谈的更多是一些困惑的东西，职业的困惑，这些困惑可能是媒体伦理学中的长期值得探讨的话题，有时真相是坚硬的，坚硬到可怕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