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2日／星期一

　　工会十四大召开

　　中国工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9月22日在北京召开，引起了比以往更多的关注。一周来，劳动者维权的议论满耳皆是。工会，应该是普通劳动者维权的组织，这样的意识正在普遍形成。媒体注意到，农民工入会首次写进工会报告。24日新华社的一篇报道还说，如何通过一定的形式将出租车司机纳入到工会组织中来，一直是中国各级工会组织考虑的重要问题，各级工会组织正在探索积极有效的新形式来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报道说：“由于对出租车司机是个体户还是工薪阶层的问题有认识上的分歧，许多城市在是否将出租车司机纳入工会的问题上存在争议。”

　　将哪一部分劳动者纳入到工会组织中来，哪一部分劳动者就得到了维护自身权益的保障，这样的思路是不错的。但是，事情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允许哪一部分劳动者通过自主联合，成立工会组织，应该是法律赋予他们的权利———给了这个权利，也就给了他们维权的保障。因为，没有一个权利受到侵害的劳动者不想维权，他们缺少的，可能是组织能力，也可能是对组织活动本身的法律保障。

　　9月23日／星期二

　　毒鼠强放倒400岳阳小学生

　　9月23日，岳阳县长湖乡中心小学发生集体食物中毒事件，入院学生超过402名，其中重度中毒学生为22名，中度中毒64人，轻度中毒155人，另外还有161人在医院留院观察。岳阳县公安局、卫生局对学生当天食用的蛋糕、馒头进行了采样。经过4天的检测证实，在学生当天食用的蛋糕中含有毒鼠强成分。不排除人为投毒的可能。

　　又是毒鼠强！近年来，毒鼠强投毒案已造成好几起重大灾难事件。为此，国家专门成立以农业部牵头的全国毒鼠强专项整治工作小组，领导专项整治毒鼠强工作。据9月16日中新社一条消息称：截至8月18日，各地已累计检查杀鼠剂经营点56730个，其中吊销营业执照644个。另外，根据新出台的司法解释，从10月1日开始，制造、买卖、运输毒鼠强情节严重者可被判极刑。据介绍，近期专项整治工作的重点将放在继续抓紧对社会上的毒鼠强等剧毒杀鼠剂的清查清缴工作上，对逾期仍不上交的，10月1日以后，将按新出台的司法解释等有关法律规定从严查处。

　　9月24日／星期三

　　北京准备限制私车

　　9月24日，首都多家媒体报道：北京将通过十大措施限私车促公交，即在未来几年，设想征收小汽车牌照费、道路拥挤费等，从而引导和限制私车的使用。此事引发媒体争论。在几天之后的市交委新闻发布会上，市交委副主任、新闻发言人刘小明表示，建议征收车牌费和道路拥挤费等，只是解决北京交通拥挤的措施之一，是否实施还需开听证会，在听取专家、市民的意见之后才能确定。

　　对于发展私人汽车，早有不同观点。现在已成蓬勃之势，以至于有人说，这个争论已被现实取消了。为什么会走到今天这一步？除了有了点钱的人们压抑不住的欲望之外，除了人的集体理性对抗不过个体欲望之外，还有一点，就是政府理性的推动———即政府所看重的汽车产业“拉动内需”。政府是发出信号的，给汽车产业和消费者都发出积极的信号。在这种信号面前，少数学者的理性之言就如过耳之风。其实，不仅是汽车问题，在大多数涉及人类个体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协调关系问题上，我们能够看到的选择往往如此。这有一点让人悲观。

　　我是一个长期以来都服膺发展公交、抑制私车道理的人，但我也是一个刚刚买了车的人。如此，我岂不是一个言行不一的人吗？我的确为此惭愧。这种所信与所行的割裂，确实在我们的人群中，甚至在我们的知识分子中较多地存在。这反映出由“信”到“行”的艰难，也反映出“行其所信”，是我们人群中特别值得尊重的品格，像许多环保人士，像反对私车的郑也夫先生。现在，我赞同政府对汽车政策的调整，尽管这种调整可能被看作是前后失据和对消费者的一种“成本陷阱”。我也准备着在私车不能开、开不动或者开不起的时候，心情愉快地乘坐公交车——那个时候的公交车，应该比现在好多了。

　　9月25日／星期四

　　京沪高铁方案定轮轨“淘汰”磁悬浮

　　《中国青年报》据来自铁道部的消息称，在京沪铁路建设项目报批方案中，计划采用轮轨技术，总投资1300亿元人民币左右，用56年时间建成。由此，一段时间以来引起关注的轮轨与磁悬浮两种技术方案之争也就有了结果。

　　这样一个只有专家才有发言权的纯技术方案的选择问题，一段时间以来被许多国内媒体报道，这种情况过去也是少有的，尽管关于这个问题的报道的确不太容易看懂。我想有这么两个原因：第一是因为有争议。现在媒体特别热衷于有争议的题材，因为争议本身就特别吸引人；争议构成了冲突性；冲突性与新闻的关系，似乎是一种规律。第二点，是国家重大决策的公开化与国民对国家重大决策的关心程度都在提高。如果京沪高速铁路项目采用磁悬浮技术，成本在4000亿元人民币左右，即平均每公里3亿元人民币，而采用轮轨技术平均为每公里1亿元人民币，共计1300亿元人民币。在磁悬浮这个更高级、更有前景的技术和更大的成本之间的选择上，不完全是专家的经济、技术判断，还可能使普通人还原到我们的国家应该如何花钱的价值判断。

　　9月26日／星期五

　　繁峙矿难记者受贿

　　新华社9月26日消息：11名新闻记者在采访山西繁峙“6·22”特大爆炸事故中因收受当地有关负责人及非法矿主送的现金、金元宝，最近受到纪检监察部门的查处。其中4名记者就是新华社自己的记者。新华社在这篇消息的导语之后披露这些记者的名字时———先写新华社自己的受贿记者，然后再写其他受贿的地方记者。

　　这一次发生的记者集体、集中受贿事件，对于新闻媒体的社会形象和公信力，真是一个巨大的损害，无疑将载入中国的新闻史。

　　繁峙矿难中记者受贿的消息，早在几天前就已被披露，但受贿记者的名字，当时并未公开。有舆论对此提出质疑：难道要为记者讳？如今，受贿记者的姓名到底还是公开了，因为实际上也不可能遮住。新闻界是进行“舆论监督”，向社会公众披露真相的。如果连新闻界自己的真相都得不到充分披露，如果社会公众对新闻界的舆论，要由新闻界自己严格“监督”，那么新闻界的公信力，就很成问题。

　　这实际上是一个新闻体制问题———不仅是新闻界的体制问题，而是社会的新闻体制问题。它包括社会公众参与新闻媒体和监督新闻媒体的体制；也包括新闻媒体之间相互监督的问题。因此，我认为，现在由新华社自己把自己受贿记者的名字揭出来了，当然好；如果是别的媒体把新华社记者的问题提了出来，那就更好。

　　9月27日／星期六

　　武汉国美“永不返券”

　　新华网湖北频道9月27日电，武汉国美电器主动揭开“返券”促销的八大黑幕，并郑重发布白皮书，称“国美从此永不返券”。这是中国商界首度有大商家自觉对“返券”说“NO！”。武汉国美称，“十·一”历来是家电销售旺季，各种促销手段无不登场，其中“返券”是最常用的，而它往往带有价格欺诈。武汉国美负责人称，“返券”其实是商家利用顾客贪图小利的消费心理和信息不对称，与顾客进行的一种“消费游戏”。它受很多非理性的消费动机影响，再加上具有一定的误导性，消费者欠考虑就会导致重复购物，增加购物成本，浪费购物时间。

　　不仅是价格欺诈层面的的问题，而且是商家有没有建立更好的、更体面的商业文化形象的追求的问题。在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应该建立一种诚实、坦荡和尊重的关系。人们在“返券”中看不到这种关系。“返券”就是姜太公抛下的鱼饵，它把顾客看作贪小便宜的、嘴馋的鱼。这样的关系，很紧张，很不尊重，当然也很不舒服。这是不好的商业文化氛围，也是不好的商业形象。由经营者阵营中的著名商家首先觉悟，这很好。

　　9月28日／星期日

　　上海收回新政策不再取缔小餐厅

　　据9月29日《东方早报》报道，上海市政府发言人28日表示，上海市政府两个月前颁布的限期关闭50平方米面积以下小店的决定“并不是强制性的”，从而含蓄地收回了一项新政策。上海数万家小饭店也因此“死里逃生”。

　　今年7月底，上海市卫生局制订《2003—2004年本市餐饮业等食品卫生专项整治行动计划》，宣布在明年6月底之前将上海市营业面积低于50平方米的餐厅全部关闭。有关人士解释说，“计划”出台的背景是为了加强监管，保障广大市民的饮食食品安全。政策一问世，就引起各方争议。面临压力，上海市卫生部门立即对这项“餐馆政策”进行修改，宣布缩小“50平方米以下”的适用范围。此次发布会上的解释是：那个“整治行动计划”是一个指导性文件，其中涉及到50平方米以下的，要予以整治的内容是卫生部门倡导性的提议和要求，本身不具有强制性。今后将“仍然根据过去的政策规定”来管理这类餐馆。

　　看来，以后政府发布文件，是不是都要注明哪个是强制性文件，哪个是指导性文件？强制性文件不用说了，指导性文件怎么实施？在过去我们一般理解，政府发文“整治”，都是强制性的，令出法随。而“指导性文件”呢，是否说了白说，发了白发，只是等于一种政府的意愿？现代行政，政策的可行和不可行，的确有一个民意问题。上海市政府调整政策，是尊重民意的。但是，调整政策，以什么样的程序和解释，也是很重要的，因为毕竟涉及政府权威。什么样的程序和什么样的解释，能够有利于政府权威呢？恐怕不是发布一道说了白说、没有强制力的文件，而是建立程序明确收回那些难以实施的文件。

　　也就是在这一天的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说，上海近日制订出台《上海市人民政府工作规则》提出，政府工作应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仅要建立全科学民主的决策机制，还要建立全决策反馈机制和决策后评估机制。凡重大决策，都必须充分发挥智囊机构和专家学者的咨询、参谋作用。这是政府权威的建立之途。

　　点评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马少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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