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功成
我国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代，它既是改革开放时代的延续，更是改革开放时代的深化。因为经过20多年的改革发展，尤其是经过近几年的改革发展，我国的发展背景更加复杂，社会基本矛盾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过去那种所谓先进生产关系与落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客观上已经基本得到解决，人民群众需求增长而供应短缺的矛盾亦己得到化解。我认为
现阶段乃至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基本的社会矛盾主要表现在六个方面：一是城乡发展失衡的矛盾，二是地区发展失衡的矛盾；三是劳动关系失衡的矛盾；四是贫富之间的矛盾；五是流动人口(农民工)与城镇固定户籍人口之间的矛盾：六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各地自由发展与全国重新统筹规划经济布局的矛盾，也就是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或者地区利益与国家利益之间的矛盾。
上述矛盾的客观存在，去年遭遇非典所暴露出来的问题及取得的成就，以及我国GDP踏上11万亿元、人均GDP踏上1000美元的重要台阶等等，均揭示了共同贫穷的时代已经成为历史，而利益分割的时代已经到来；单纯强调经济增长的时代已经过去，全面协调发展的时代已经到来；“摸着石头的时代”已经过去，目标明确、路径清晰的时代已经到来；鼓励少数人先富起来的时代已经过去，让绝大多数人都富裕起来的时代已经到来；被动盲目对外开放的时代已经过去，积极主动融入国际经济主流的时代已经到来；放任各地无序发展的时代已经过去，重新按照国际产业分工与地区优势来谋划中国经济布局的时代已经到来。
这些变化意味着改革已经进入到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因为在发展步伐加快的同时，社会矛盾和冲突也在加剧，影响因素更为复杂，非经济因素正在制约着国民经济与整个社会的健康、和谐发展。因此，我非常赞成中央政府在继续强调发展是硬道理的同时，尤其强调科学的发展观，科学发展观其实就是协调发展观、和谐发展观、可持续发展观。
我对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提如下几点建议：
一是尽快重新统筹规划全国的经济布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基本上是放任各地自由发展，形成了地方利益分割并在某种程度上损害国家或全局利益的格局，地方主义带来的产业发展中的非理性因素影响持续扩大，许多地方的产业发展正在以一种非效率的方式扩张。如东北的重工业、装备工业已经有雄厚的基础，但其他后发地区却仍然在竞相发展；资源丰富的落后地区不是就地延伸产业链条，而是将原材料或初级产品运至发达地区提升产值，如黑龙江省的煤炭不是就地转化电力而是被运到其他省发电；农业更是走着与区域种植化相背离的发展道路，等等。短期的效率正在损害着长期的发展，一地的发展也可能损害着另一地的未来发展，还会留下难以矫治的后遗症。因此，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经济的未来发展必然需要考虑国际产业分工，依靠本国的不同地区的地区优势，按照高效、持续的发展方式，重新布局中国的经济全局。我认为现在是到了这样一个时候了。为此，建议国家尽快组织研究中国的经济布局问题，包括分析国际产业布局及其走势、科学评估各地区的优劣势、根据效率、竞争力与可持续等指标来规划全国经济布局，并采取相应的有力政策引导着各地按照科学的经济布局发展。总之，我认为科学规划全国的经济布局已经是一项紧迫的任务，西部大开发不仅是西部地区的事情，也是东部地区的事情；东北大发展不仅是东北三省的发展，更是中国持续发展的需要。而在这些发展中，急切需要科学的全国经济布局规划来指导。
二是构建政府、企业、非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三维结构的稳定社会。政府过分强大，意味着责任也过于集中；非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不发达，则意味着社会管理薄弱和国民自律严重不足：两极的畸重畸轻，必然影响着企业的健康与理性发展。因此，在推进行政改革、企业改革的同时，必须高度重视非政府组织与非营利组织的发展，只有大力发展非政府与非营利组织，才真正有效减轻政府的负担与压力，才能促使企业真正变成一个单纯生产财富的场所。为此，建议政府明确自己的责任，确定由社会组织与市场替代的方案，扶持各类社会组织的发展，这是政府改革与企业发展的重要甚至是基本的条件。
三是政府切实承担起公共责任，尤其是就业、社会保障、国民教育及公共卫生等公共事务。在上述公共事务方面，都需要加大投入，并利用政府公共资源来调动民间或社会资源。在就业方面，政府的投入应当有利于统一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和平等就业权的确立，强化劳动监察、维护弱势劳动者(如农民工)的权益已经迫在眉睫；在社会保障方面，我就认为无论如何改革，政府的主导责任都是不可推卸的，我们对社会保障能够增强国民的安全感、调动消费欲望进而促进生产发展的积极作用肯定不够，而目前困扰这一制度的最大障碍是责任划分不清，如基本养老保险就存在着历史责任与现实责任混洧不清、政府与市场及社会责任边界不清、中央与地方政府责任模糊的现象，形成了企业找政府、全国找中央的格局，而一些需要中央支持的老工业基地(包括黑龙江在内的多个老工业基地)等却未能够得到充分的支持，应该承担相应责任的地方政府却处于财政支持缺位的状态，等等。
四是用分类分层的办法来解决“三农”问题。即根据“三农”问题的分化来解决“三农”问题，即农村在向传统农村与城镇化分化，农业在向传统农业与工业及服务业分化，农民在向传统农民与产业工人分化，需要根据这种分化来确定不同的政策，分层分类地解决“三农”问题，当然，重要的是还要强化对农民权益的维护和加快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进程。
总之，我国已经进入到一个形势更加复杂、挑战性更为巨大、机遇更多的发展时期，科学发展观要求政府更加重视对经济社会事务的宏观调控与合理布局，更加注重中长期发展目标，更加注重全局或整体利益，更加注重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统筹发展，更加注意节制贫富差距、平抑劳资关系和从根本上解决流动人口与城镇固定户籍人口的利益冲突。（郑功成：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副院长）
相关专题：2004年全国“两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