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仁伟2004-3-18

　　“中国崛起”是一个不可回避的战略问题。中国崛起的特殊历史条件是经济全球化，确立其世界市场地位是现阶段崛起的目标特征。中国崛起面临着制度建设和财富分配两大内部难题，同时面临着软力量建构的重大任务——

　　中国崛起

　　一个不可回避的战略课题

　　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西方战略家们就开始思考中国崛起的历史轨迹。保罗·肯尼迪在其代表作《大国的兴衰》一书中就已经详尽探讨了中国崛起的起点和条件。他指出：“中国是主要大国中最穷的一个，同时所处的战略地位也许最不好。”这是中国崛起的两大制约因素，我们也可以把它确定为中国崛起的两大指标体系，即经济实力和战略地位。

　　但是，保罗·肯尼迪又极其深刻地预见到中国崛起的两大条件。一是中国领导人形成了“一个宏伟的、思想连贯和富于远见的战略，这方面将胜过莫斯科、华盛顿和东京，更不必说西欧了”。二是中国将“保持经济发展持续上升，这个国家可望在几十年内发生巨大变化”。这不愧是大师的见地，道出了中国崛起的内在逻辑。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有关中国崛起的著述频频问世。其中大多数人都戴着有色眼镜，其结论或多或少归结为“中国威胁论”或“中国崩溃论”。但是，确有若干严谨的、实事求是的探讨和预测，至今读来令人拍案。其中以奥弗霍尔特的《中国的崛起》为代表，最早提出并正面论证了这个重大命题，用沃格尔的评论“这本书极大地冲击了常规的思考”。奥弗霍尔特预测了中国崛起将“改变亚洲的经济态势”，“改变中国的政治”，“并使全世界的政治改观”。他的结论是，中国崛起“是历史上独一无二的现象”。

　　然而，对这样一个历史现象，这样一个战略命题，中国学者的研究和论述却比国际学术界要少得多。这种状况似乎是一种“韬光养晦”，实际上是在回避中国在21世纪面临的最重大课题。

　　由于缺乏对“中国崛起”问题的深入思考和系统研究，我们就难以应对各种“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的挑战；就难以在中国的发展战略和国际战略之间形成深层次的良性互动；也难以建树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和世界经济学科的理论体系。面对如此艰巨而重大的现实问题，我们的理论研究已经远远不能适应客观的需求。

　　经济全球化

　　中国崛起的主要历史条件

　　“中国崛起”是一个“正在进行”的概念，似乎不存在“已经”或“将要”的问题。这个概念的核心是中国在国际体系和世界市场中的地位和作用，包括适应性、结合度（相关性）、影响力和创造力。“崛起”是一个阶段性的长期过程，应设定阶段性的特征指标。目前可以看作是外部世界和中国内部相互适应的阶段，其主要特点是中国通过内部制度建设和市场潜力发挥，确立其在世界市场体系中的基础和定位。

　　中国是在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获得崛起的机遇，目前我们与世界体系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中国经济与全球市场体系的结合问题。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发展的客观进程，是在现代高科技条件下经济社会化和国际化的历史新阶段。在这个历史背景下的中国崛起道路，不可能是军事扩张或政治革命，只能是参与和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由此获得崛起的环境和条件。这要求中国制度建设的目标定位在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经济全球化相适应的上层建筑。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回顾中国20多年来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就可以找到中国崛起的基本轨迹，其中有一些是具有规律性的认识。如渐进式的改革开放、从体制外到体制内的转变、充分利用内外两个市场资源、一部分地区的发展带动其他地区的发展、保持稳定和平的外部环境、与主要国家和地区形成共同利益等等。中国是一个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国家，但又不同于前苏东集团的转型国家；是一个发展中经济，但也不同于在全球化过程中被边缘化的大多数前第三世界国家。中国具有很强的抗周期能力，并且可以利用西方经济周期中各个阶段的机遇，如繁荣时期出口激增，衰退时期资金涌入。

　　这些条件和机遇，并不是其他国家都能获得的。中国作为大国的稳定性、增长潜力、开放度和抗波动能力都是其他转型经济和发展中经济所不具备的。中国发展模式的理论抽象，就是对中国崛起的内在规律认识，也就是中国特色的发展经济学。

　　不可否认，我们在20多年的发展中积累了许多没有解决的问题，有些问题是复杂严峻的。但是，这些问题并不能改变中国继续保持较高增长速度的发展趋势。同20年前、甚至10年前相比，中国的发展条件和潜力是更充分了，还是更局限了；中国出现的负面因素是不可克服不可控的，还是通过制度建设和供求平衡可以得到控制和克服的；这些问题的根源主要是旧体制因素还是中国的发展模式所产生的。如果把负面因素绝对化、全局化，得出的结论只能是“中国崩溃论”。

　　目前，中国经济在世界市场中的位置迅速上升，形成外部世界和中国市场的双重不适应。中国在结构调整方面的重大突破，就是对世界产业结构和市场结构调整的贡献。人民币汇率、巨额贸易顺差、大规模产业转移、全球通货紧缩等问题，必须在中国经济结构的稳定和可承受的条件下积极地加以解决，这其中并不存在“经济民族主义”的问题。

　　随着中国参与世界市场的竞争力不断提高，中国产品占有世界市场的份额不断扩大，中国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的趋势日益明显。这并不是中国蓄意造成的，而是世界经济和科技发展本身的必然结果。中国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将长期存在，国际产业向中国转移也不会是短暂现象。在一定条件下，中国也会成为向其他国家和地区转移的投资国。

　　中国的产品构成和价格体系将影响国际价格走向，这是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并不是中国对某些国家的威胁。相反，在未来几十年中国可能带动全球价格体系和要素配置发生历史性的、革命性的变动，恰恰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的结果。

　　崛起过程中

　　中国面临两大内部难题

　　在中国崛起过程中，必然要遇到国家制度建设和社会财富再分配这两大内部难题。首先，崛起是一个长期持续的高速发展过程，这种发展必然对现存制度带来巨大的压力。如果说，过去20年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为中国崛起提供了经济总量急剧扩张的空间，那么，今后20年左右中国的整体制度建设将全面提高中国的社会文化质量和人的素质；同时，政治体制改革将为中国崛起提供内部缓冲机制和国际空间。

　　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国正处在“一个水流最快、最变化莫测的点的附近”，“在中国经济的改革部分与未改革部分势均力敌时，危险最大”。这个问题来自中国改革的长期遗留问题，即“没有动手建立控制和管理一个现代社会所必需的体制”（吉姆·罗沃：《亚洲的崛起》）。这就是中国崛起过程中的制度障碍。

　　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的配套问题，可能是中国改革进程中的核心问题。市场经济、法治社会和民主政治，三者联动，缺一不可。后二者的不完整使前者也不可能充分发展。最近出现的一系列腐败案件，证明权力和市场资源结合或交换的严重性。

　　财富的急剧增加是中国崛起过程中的必然结果，同时产生贫富差距加大。积聚收入差距拉大和各种矛盾激化并不存在必然联系。发达经济的收入差距之大，并不影响它们的制度灵活性和稳定性。许多发展中经济即使采取压抑贫富分化的政策，依然社会动乱不已。强国和世界500强大公司之间的正相关系说明，如果没有财富和资本的集中（通过市场竞争而不是权力支配的资源优化组合），中国就难以形成真正的国际竞争力和企业竞争力，作为强国的崛起也就成为一句空话。

　　因此，“均贫富”实际上是放慢或阻碍中国崛起的理论主张。问题的关键不是在于财富的均衡程度，而是在于财富集中和再分配的方式，在于最低收入阶层的基本权利保障和这个阶层的人口比例下降。

　　在制度建设过程中，应充分吸取前苏联东欧国家的教训。目前我们对前苏联东欧国家的研究不应当停留在解体的原因等一般性研究。我们应十分注意苏联解体前苏共党内利益集团的构成、他们对苏联解体的作用以及苏联解体后他们蜕变为俄罗斯新贵集团的过程。分析这个集团的生成和发展对于我们了解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的规律是极为重要的。我们目前面临的腐败现象同利益集团的形成和存在相关。铲除这种利益集团产生的土壤和基础，是执政党建设和国家制度建设的核心问题。只有解决这个问题，中国崛起才能成为全国人民的信心所在。

　　中国崛起

　　需要软力量的建构

　　软力量是作为一个大国和强国必不可少的基本要素。根据“软力量”概念的提出者约瑟夫·奈的定义：它是一种“影响别人选择的能力，如有吸引力的文化、意识形态和制度”，硬力量和软力量相互作用并相互加强。中国崛起的硬力量部分比软力量部分较早较快提升，也容易得到各方面的重视。但是，软力量的滞后可能成为中国崛起过程中被疏忽的重要内容。在软力量中，制度因素又比文化因素更易于引起注意。因此，在中国崛起的大战略中，应当形成硬力量和软力量、制度因素和文化因素平衡协调发展的总体框架。

　　中国文化应当成为中国崛起的软力量的重要构成。这种软力量的作用在于对全中国人民，包括港澳台同胞的感召力、凝聚力和认同感；同时，它对全世界文化的吸收能力有助于改善和推进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关系。中国儒家文化的优秀成分确实可以在国际关系中起到润滑剂的作用，如“中庸”、“仁政”、“王道”等等。道家的哲学观点对西方思想界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亚洲国家对中华文化的天然崇拜正在发生深刻的作用。中国文化的特点使中国崛起具有某种亲和力。

　　由于中国崛起需要几代人的持续奋斗，中国青年一代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就具有特殊的意义。无须讳言，年轻一代（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出生的一代）在传统文化承继方面确实存在着某些缺陷。这并不是他们的过错，而是我们的宣传、教育不当的结果。整个国家的物质至上、急功近利倾向，电视等大众传媒的无孔不入以及干部素质的下降，对年轻人的文化取向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另一方面，青年人思维的开放性和多元性也是中国社会发生历史性变化的体现。青年一代的价值观更具有世界性，对于中国崛起是积极因素，在未来中国的发展进程中可以减少中国与外部世界的摩擦，也会成为推动中国内部变革的力量。因此，应当把青年一代的精神状态变化看作中国社会整体变化的组成部分，其主流是符合历史趋势的。问题在于，我们决策层和舆论媒体本身必须高度重视精神产品的质量和文化氛围的培养，尤其是把软力量的建设放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加以重点发展。

　　中国崛起需要强有力的精神支柱。培养全民的国家利益意识、全球意识、参与意识和责任感，应当是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双向结合过程，尤其是在社会基础部分首先发生和发展。当前应特别注意在网络文化中培养和塑造新的民族精神和价值体系。网络文化的活跃和主流文化在网络世界的缺位，已经成为我们意识形态领域的极大反差。从某种意义上说，失去网络世界，就是失去未来的文化影响力，失去青年一代，失去中国的国际形象。中国社会经济的信息化和中国崛起的同步发展，实际上是我们重构意识形态的极好机遇。中国崛起必须包括网络文化的发展战略。

　　（作者为上海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院研究员，刊登时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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