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
继中石油总经理马富才因重庆井喷事故而获准引咎辞职之后，密云县县长张文也因密云灯展践踏事故，被北京市要求引咎辞职。照此趋势，一同被国务院列为“三起特大事故”的最后一起——吉林市中百商厦特大火灾事故的处理结果，应该也会随即向社会公布。吉林市政府主要官员，肯定会被要求引咎辞职。毫无疑问，这一系列事件，是近段时间深深影
响和刺激公众与整个中国官员系统的最为重大的政治事件。
上次类似事件的发生，是在一年以前。就在SARS处于严重爆发时期，高层史无前例地免去了北京市市长和卫生部部长两位重要省部级高官的职务，震撼了全国乃至整个世界。但那与当下事件比较，还是有着明显的不同：SARS期间两位官员的去职，来自高层自上而下的直接命令；而这次马富才等人的处理，虽然仍然是由上级来宣布，但是已被冠以“引咎辞职”的说法。而且，据说马富才等人在此之前，还多次主动表示要“引咎辞职”。应该说，这是一个明显的变化。
从政治学理论的角度观察，免职和撤换，一般而言是针对政务官和科层制官员的做法。这类官员的特点，在于直接对上级负责。而引咎辞职，则一般适用于选举制下的官员。虽然他可能也须“对上负责”，但更多的，它是强调“对下负责”，即对选民、民意和舆论负责。顾名思义，官员是迫于舆论的压力，或者说自觉愧对选民，从而提出要引咎辞职，“以谢天下”。
因此，“夺冠摘帽”，实则已经发生了几千年；而引咎辞职，却是在现代政治理念与运作方式出现之后，才成熟起来的“游戏规则”。西方国家发明并运行“引咎辞职”这一官员主动问责机制，是对政治信誉的维护，更是对政治成本的抑制——重大事故天然就会引起公众的注意，民众监督、舆论监督甚至政党监督，都会直接指向谁该负责、如何负责的讨论与追问，在这种局面下，主动色彩强烈的引咎辞职，不仅可以化解可能被逼入死角导致更大政治困境的危机，而且能够以权责一致、勇于担当的形象在一定程度上追回因为事故丢失的分数。
三四年前，引咎辞职这一政治名词在中国开始重新出现。2000年前后，中国重、特大安全事故进入多发期，严重影响到社会稳定和政府的声誉。出于杜绝恶性事故的需要，在重庆等地，地方政府自发地出台了一些官员引咎辞职的规定，比如要求“一次发生死亡10人以上特大事故的，相关负责官员必须引咎辞职”。2001年，高层也制定了《国务院关于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的规定》，其中更是提出，如果发生特大安全事故，相关省市的主要负责官员必须承担责任。
然而，如果仔细考查便知，地方政府的相关规定，大多是在事故多发期，追究过一两起“以儆效尤”。官员主动引咎请辞的，更是罕见。而对省部级高官的问责，告之公众的，也惟有时任陕西省省长程安东一人，曾经因陕西一个月内连续发生3起特大事故，而被国务院处以行政记过处分。
引咎辞职之所以难以推行，一个重要原因是，长期以来我们的官员更多地处于“对上负责”的状态。官员的权力主要来源于上级。因此，该否负责，该否辞职，一切皆由上级决定。公众的意见，很难对他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其次从某种程度上说，官员的职位与官员的利益，是处于紧密勾连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问责，便变成了一场艰难的利益博弈。更遑论要求主动地引咎辞职了。
但马富才、张文等人的引咎辞职，给了我们一个全新的概念与面貌：首先高层的强力与决心在这里表露无遗；其次，这一次的强力与决心表现，理当超越一时一事，对于中国政府的政治伦理建设与吏治走向，具有强烈的示范与暗示功能。很显然，长期以来根深蒂固的传统官员规范模式，一方面惯性巨大，另一方面则已经到了一个多面遭遇冲击的时机。因此，高层推动引咎辞职机制，明示出官员对下也须负责的原理，在此基础上加强透明与监督，削减官职的“含金量”，一番多管齐下之后，刷新的，就将不止于官员的问责方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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