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深圳市在新一轮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积极探索监督、制约政府行政权的新机制，成立了‘社会性的监督委员会’”。据悉，在这一新机制下，深圳市将在管理人、财、物的行政机构中，探索建立民间各阶层人员组成的审议会或理事会，对相应重大问题进行集体审议，并对其行政行为进行监督，以期真正做到有权必有责，有权受监督，侵权要赔偿。

　　深圳这一改革的愿望显然是良好的，但是，良好的愿望并不必然导致满意的结果，说实在的，行政改革的成功更需要实践者的政治与行政智慧。时下，即便市场经济机制和社会体制成熟的国家，由于行政权的不断扩张，监督、制约行政权的呼声也在日益高涨。而在我们这样一个处于经济和社会转型期的国家，不仅要防止行政权的不适当扩张，而且还要进行体制内的行政权力的重新定位和分配。因此，如何进行有效的行政权监督，便成为改革中的一大难题。从这个意义上说，深圳市的“社会性监督委员会”制度的探索是十分必要的。

　　但是，这个出发点良好的制度是否就必然有让人满意的结果呢？我们最好先别盲目乐观。理由在于，任何监督都有很高成本。细究这些成本，大致可分为以下三类：一是监督委员会的决策成本。比如，深圳组织民间各阶层人员组成审议会或理事会，这样的机构设置首先就需要成本；这些审议会或理事会在决策中获取信息、处理信息，达成共识更需要支付成本。二是监督委员会造成的负外部性成本。监督不仅仅只带来权力腐败的下降，同时也会伴随着权力能力的下降，影响决策效率。

　　理性的行政人，在严格的监督制度下，大多会采取“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策略。这种反应与现代社会对行政行为快速、创新的要求是不相吻合的。三是监督委员会的成本。如果深圳的“社会性监督委员会”确实能与行政权分庭抗礼，能真正起到监督行政权的作用，那么“社会性监督委员会”的这一不小的监督权也必须从制度安排上加以监督。所以，如果以上三类成本的总和大于监督可能带来的预期收益，那么深圳市的上层决策机构就不会真正长时期的启用“社会性监督委员会”。如果没有上层决策力量的权力支持，那么这一有着良好愿望的制度创新最终将流于形式。

　　那么，如何减少以上三项成本呢？出路在于挖掘“社会性监督委员会”的社会性。

　　在“社会性监督委员会”运作过程中，逐步使其成为具有一定权威和监督规范的民间组织。这样一来，一方面，监督委员会的决策成本将由社会承担，而且监督委员会也更能真正反映民意。另一方面，由于公民直接感受到的是行政结果，就能对行政人员采取行政结果导向的考评，以便鼓励其行政创新。当然，挖掘“社会性监督委员会”的社会性不是一蹴而就的事，这需要领导人在行政过程中因势利导的政治、行政智慧。

　　本报特约评论员龚虹波（中国人民大学行政学所）

　　相关报道见今日A15版

　　相关专题：新京报-核心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