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只眼

　　据《新京报》昨日报道，近日安徽省对阜阳劣质奶粉事件的责任人进行了处罚。

　　从依法行政到行政问责，从引咎辞职到责令辞职，我们不难看出一条对权力监督日益强化、深化的责任政治逻辑，即“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但我们也应注意到，为什么还会有不少人在处罚结果公布后，依然就劣质奶粉事件发出“为什么不查处质监局”的追问。对这样的追问，笔者以为，正是社会舆论更加成熟、人民政治责任意识增强的表现，应予以足够重视，因为追问本身就是一种重要提示：如何进一步完善行政问责制，从制度上疏导类似追问？

　　无论嘉禾事件还是阜阳事件，最终查处依循的都是自上而下的模式，当地的法定监管、督察部门都处于失语、失灵状态，在嘉禾事件中司法机关甚至还一度成为不法行为的参与者。这种走上层路线的纠错机制，固然有权威、便捷的一面，但其绕开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的做法，以及将为此付出的制度代价也是不容忽视的：靠什么保证类似悲剧不再重演？

　　更进一步，不管问题具体由谁来组织查处，我想，查处过程本身的公开、透明、科学、规范性是非常重要的。就像上述两起事件，如果没经过对事实的充分披露、公开，结果很可能不是现在的样子。要知道，对责任人的调查处理，离开公众尤其是受害当事人的参与、讨论，其结果将是不可想象的。因此，问责制中不仅“谁有权问”需要有制度化的明确规定，而且问责的程序和环节（应该怎么问）、问责的内容（需要问些什么）等也都应该有严格、规范的制度性安排。如果这样做了，公众再面对类似阜阳劣质奶粉的处理结果时，恐怕心理就会平和许多，因为对于为什么这么处理，大家事先已经充分把握、参与了。

　　张贵峰（湖北职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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