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疾控中心对男同性恋者进行研究受非议

　　提示

　　一个多月前，即10月9日，一条爆炸性消息在广州地区的男同性恋群体中引起轰动：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艾滋病防治研究所将启动一项针对该地区男同性恋者的研究，除了面对面的访谈，研究者愿意对男同性恋者每年进行两次免费血液检测。该部门还通过媒体征求同性恋人群中的自愿受访者。

　　然而此举在引来一片叫好声的同时，也受到不少同性恋者的非议，反对者认为将同性恋单列出来做防治艾滋病的研究是对同性恋人群的歧视。据悉，至今有不足300名同性恋者应征报名。

　　12月1日是第17个世界艾滋病日。今年的主题是“关注妇女，抗击艾滋”。在广州，男性同性恋者是人们关注的热点。

　　在第17个世界艾滋病日到来前夕，本报记者走访了广州地区的男性同性恋者和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艾滋病防治研究所副所长何群，听听他们的心声。

　　调查存在歧视？调查项目负责人回应男同性恋者质疑

　　在省疾控中心于媒体发布征集男同性恋者的消息后，部分男同性恋者反应激烈，认为此举是歧视行为，甚至呼吁抵制这次调查。此次同性恋艾滋病科研调查的负责人何群接受本报采访时对此回应，希望他们能先尝试一下，不要一听到这种调查就加以否定。

　　不愿只做研究样本

　　记者在面向同性恋者的“广同网”上看到了同性恋者针对疾控中心的调查而发表的文章。文章认为，中国同性恋的问题不仅仅是法律问题，即使参加了这种调查也不能使主流社会消除对同性恋者的误解和偏见。

　　另一篇文章则针对何群对媒体发表的一段讲话。文章说，何群在去年开展的小规模男同性恋者免费检测结果显示，广州男同性恋者艾滋病感染率远低于国内专家所说的10％，而何群认为他自己的调查结果不够准确。“广州男同性恋者艾滋病感染率低，原本是件好事。可是有的人惊慌了，口口声声说这个样本不具代表性，难道感染率高，才是他们乐见的？”文章提出了这样的质疑，并倡议男同性恋者不参加这次调查。

　　事实上，本报在11月10日刊登了有关消息后，一位名为“水木清”的同性恋者当天就致信本报，明确表示不会参与这项研究，因为“对该研究能否真正做到建立在认同的基础上存有疑虑”。来信说，研究人员难以真正发自内心地认同同性恋，“我们只愿做被认同和尊重的对象，而不愿只做研究的样本，来给并不真正关爱我们的人堆砌他的研究成果。”

　　先尝试别盲目否定

　　针对同性恋者的这些言论，何群解释：“有的地方报道感染率达到10％，而根据我们去年所做的小规模调查，阳性率没有那么高，于是我提出可能我们样本太少了，也可能是样本不具备代表性。”

　　何群强调，他并不希望感染率有那么高，“我们希望最好是零，”何群说，“但国内有那么多的报道(艾滋病感染率)有那么高，我们也要特别注意，看是否要采取一些积极措施。”他认为，更应该采取措施保护那些没有受感染的人，尤其是要让他们知道，只要采取一些简单的措施就能保护自己。

　　对于认为“这次调查是歧视”的观点，何群表示，在这个调查之前，他已经调查过妓女、吸毒者等人群，而男同性恋者从未调查过，加上这个人群的性行为确实比较危险，所以才开展这次调查。因此，他希望持这种观点的人尝试跟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接触一下，看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不要一听到这种调查就否定对方，这样等于是把自己封闭起来。”何群说。

　　专家旁观

　　张劲松：应出台法规规范性行为

　　广州市司法局法学教授张劲松说，对于同性恋，社会应先弄清楚何谓“恋”。“恋”应该是两个个体(无论同性还是异性)之间因一方爱慕对方而产生的奉献自己的美好情感；如果只是简单的性接触，或为满足一方的性宣泄，或以暴力、威胁产生的性关系，都不能称为“恋”。社会应将同性性关系和同性恋区别开来。

　　张劲松说，从掌握的资料来看，在同性恋群体相对较多的男性聚集地中，同性性关系多表现为一种“以强凌弱”，很多人是被迫与同性发生性关系，这属于一种性骚扰或者性侵犯，并不是“因爱慕而发生的占有或者奉献”的“恋”。他认为，在特定环境中以武力威胁同性发生性行为，应属于“性骚扰”范畴，严重者应予以法律惩戒。目前强迫性同性“恋”和聚众同性“恋”在我国仍是依法打击的对象，同时，同性恋者作为艾滋病“高危人群”，对社会稳定也造成一定危害。

　　张劲松表示，在社会仅靠宣传和劝说难以禁止的情况下，希望国家有关部门像规范其它行为一样，出台专门的“性关系”法规规范有关性行为。他不赞成同性恋的合法化，他说：“在我国现有的情况下，公开(对同性恋)谈宽容容易产生对以强凌弱进行纵容的效果。”

　　吴敏伦：让同性恋者过得好一点

　　香港大学医学院精神医学系教授、美国临床性学院院士吴敏伦认为，“高危人群”的提法不科学，没有任何一个人群是“高危”的。只能说某一种性行为是“高危”的，而不能说某一种人是“高危”的。并不是因为是同性恋者就一定“高危”，用“高危人群”的提法是对他们贴标签，是一种歧视。

　　吴教授说，同性恋者除了性取向以外，其他一切行为和普通恋人没有差别。他们既然没有危害社会，不侵扰他人，就应该让他们过得好一点，并让他们学会保护自己。

　　徐天民：提倡同性恋者单一性伴侣制

　　中国性学会理事长、北大医学部教授徐天民说，政府和学界开始关注同性恋，仅仅是出于对艾滋病疫情控制的需要。徐教授说，中国的同性恋近年来一直处于半公开的状态，随着人们观念的改变，中国政府和民间现在对同性恋普遍持宽容态度，不限制、不干涉，也不鼓励。但是，同性恋也没有得到法律的认可和保障。

　　他说，目前中国成年人中同性恋者占2％－5％，达到3000万－4000万的庞大人群，对于这样一个客观存在，我们不能忽视。不管是否合法，只要他们不危害社会，不伤害他人，我们起码应该认为他们是无害的。

　　徐教授认为，应该对同性恋者提倡单一性伴侣制，并在合法收养子女上给予一定的特殊政策，至于实现同性恋者的生育权，在欧洲个别国家同性恋者已实现合法结婚、收养子女，但我国政府目前没有立法将同性恋合法化，而且短期内也不可能实现。

　　小调查 艾滋病知识知晓率不足80％

　　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艾滋病防治研究所去年曾对一百多个男同性恋者开展了小规模调查。结果显示，艾滋病知识总知晓率不足80％，最近一次肛交或阴道交时安全套使用率仅为16.7％和41.7％。

　　该调查共调查具有男男同性性行为人群(MSMs)一百多人，艾滋病知识总知晓率不足80％；HIV抗体、HBsAg、梅毒抗体阳性率分别为1.7％、12％和11％；人群中与艾滋病、性病感染相关的危险行为发生率较高；有近20％的人在半年内同时有同性、异性性伴，其最近一次肛交或阴道交时安全套使用率仅为16.7％和41.7％。

　　对话 在艾滋的悬崖边跳舞

　　根据有关同性恋研究学者的统计，广州的同性恋者不在少数。他们的生活方式和异性恋者有什么异同？他们在现实生活中如何交友？在他们的意识里，艾滋病离自己有多远？该如何防治艾滋病？他们中的许多人为什么要抵制有关权威机构对自己的科学调查？

　　自11月下旬以来，记者辗转找到并访问了三名同性恋者。鉴于当事人要求对他们个人情况保密，记者分别称其为朝朝(29岁，未婚，某医院内科医生)、张强(27岁，未婚，某中学美术教师)和路路(35岁，离异，某文化传播公司策划专员)。

　　身份尴尬 90％都不愿“浮出水面”

　　记者：在现实工作和生活中，你们与异性恋人士有何不同？有无刻意隐瞒自己的同性恋身份？

　　朝朝：高中二年级那年，我发觉自己对班上的学习委员小强特别动心，两个人亲密交往后，我知道自己是同性恋者。虽然大为震惊，但还是接受了这一现实。大学毕业直到现在，我对家人和同事都是尽最大的努力保守这一“秘密”，为此还会不时和一些女孩交往做掩饰。

　　张强：其实同性恋者外表看起来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我们与大家一样正常工作生活，有些人还特别优秀，说不准你的朋友中就有一些是同性恋者，只是他们没告诉你而已。不过在普通的社交之外，我们更希望和一些与自己性取向相同的人相处。

　　路路：应该说，我们中的90％都是不愿意“浮出水面”的。一些公开了身份的朋友告诉我，要选择公开，之前必有一番异常痛苦的挣扎。搞不好，一下子就会众叛亲离。

　　结识朋友 公厕、酒吧、上网都行

　　记者：你们是如何结识同性恋朋友的？

　　张强：每一个生存空间的人都会努力寻找自己的出口，同性恋者也会有办法找到自己的朋友。广州的一些公园、酒吧等公共场所，都是同性恋者的聚集地。最原始的一种交友方法是去公共厕所，你如果在便池边站得稍微长一点，眼神暧昧地左右张望一下，不久就会有新朋友找上你了。通过你的眼神，同性恋者一下就能将你辨认出来。

　　朝朝：你一上互联网，关于同性恋的链接是非常多的。在互联网上面，我们有许多自己的社区，就是一个个“家园”。我们在上面发帖子留言，并且注意别人在上面的活动，一来二往，也能认识许多新朋友。

　　路路：其实我的业余生活还是相当丰富的，几乎每个星期，我们都会选一天与一帮羽毛球爱好者去天河打球，完了还聚餐聊天。这是我们最开心的时候，因为来的都是同性恋者。大家还不定期地去唱歌喝酒，基本都是AA制付费。

　　艾滋逼近 危险就在我们身边

　　记者：说到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专家认为同性恋者感染艾滋病的几率要比普通人高。你们觉得自己安全吗？

　　张强：这个问题确实比较可怕，但迟早总要面对的。有的人不超过两三天就会有一次性行为，对象从不固定。许多人都是匆匆约会，此间发生性行为的绝大多数人都不用避孕套，这无疑是十分危险的，艾滋病感染的可能性会大很多。就目前的情况来看，还未有证据表明，中国的同性恋者会大规模暴发艾滋病。正因为这样，不少同性恋者滥交的情况比较多，因为他们认为被感染的机会不大。

　　路路：在我们中间，保守估计超过60％的人都有过“一夜情”的经历，而且一对“恋人”的稳定关系不会持续太久。因为交往太频密，关系就很有可能被家人和别的朋友发现，这必然打破现实生活的平衡状况。所以，一个同性恋者在一段时间内会有多个伴侣。

　　朝朝：据我了解，除了同性恋者个体的交往外，在广州还有一些娱乐场所组织一些年轻人为同性恋者提供服务。那些年轻人未必是同性恋者，但常常为许多个人提供性服务。这种潜在的危险也是很大的。而且比较糟糕的是，即便是享受服务的同性恋者一般也不愿意戴避孕套。

　　更为可怕的是，迫于现实的压力，一些同性恋者(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还是双性恋者)还会跟正常的女性结婚。这种情况是最为危险的。

　　长久之计 社会认同与个人防治

　　记者：我觉得你们都是热爱生活的人，既然人们对同性恋者易感染艾滋病有许多担忧，你们自己认为该采取什么应对措施呢？

　　朝朝：从疾病的角度来看，我觉得主要是要让同性恋者自己来注意个人卫生，和同性相处的时候要使用避孕套，而且不能吸毒。如果同性恋和毒品混到一起，感染几率会很高。

　　张强：同性恋者当中有很多素质较高的人，这些人应该也会关注自身这个群体的安危，把他们组织起来成为义工，让他们建立一个在同志和艾滋病协会之间的桥梁，同时还有一部分不歧视同志的人也可以加入这样一个组织，共同去关心同志的健康。此外，媒体可从关爱的角度引导他们。

　　路路：香港的各种艾滋病协会经常在桑拿等服务机构内做艾滋病的免费检查，这方面国内的一些省市都有尝试。不久前四川省在同志酒吧内发放保险套，广东省疾控中心也在与同志网站合作进行艾滋病方面的检查；但客观地说这些都不是长久之计，只有社会认同他们，接受他们，并提倡同性恋者在一段时期内固定伴侣，才有可能改变这一切。此外，不少专家也提议同性之间的结合，将同性恋人的关系尽量稳固，我觉得这也是防治艾滋病的一个有效办法，但这样的想法显然超前了一点，很难为更多人所接受。

　　害怕调查 自我封闭导致恶性循环

　　记者：说到最近省疾控中心对同性恋者的调查，我听说不少同性恋者都持抵制态度，不愿意配合调查？

　　张强：主要还是社会观念的影响让大多同性恋者抬不起头来。事实上，社会歧视、自身自卑，很多时候就在客观上把同性恋者的生活与社会大众的生活无情地阻隔开来。其实也正是大家的敏感与难以接近，使艾滋病防治工作陷入尴尬境地。我周围的很多朋友都不愿意接受省疾控中心的调查，因为担心事情不够保密，怕受伤害。

　　朝朝：我考虑了很多天，才决定接受你的采访。其实同性恋者很多时候是十分矛盾的，我们大多数人渴望被社会接受，但缺乏勇气。为了掩饰，1998年我选择和一位大学女同学结婚，然后用种种理由逃避性生活，更别说生孩子了。久而久之，对方就十分难受，对性生活也极为冷淡，最后不堪忍受，在2000年和我离了婚。这样，我也就可以婚姻受过伤害为名不再结婚了，但回头看这段往事，我觉得自己真是对不起她，没有承认真相的勇气。

　　路路：省疾控中心的调查也太“高端”了，只有接触媒体的人才有机会看到他们的公告，而一部分身处底层的人如民工，要对他们展开调查，并在他们中间防治艾滋病可以说是难上加难，希望有关机构的调查可以涉及到更广泛人群。

　　采写：本报记者　曾文琼刘荣　实习生　梁朗然

　　摄影：本报记者　方谦华

　　相关专题：2004世界艾滋病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