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同性恋调查存在歧视 疾控中心：只为防治艾滋

　　一个多月前，即10月9日，一条爆炸性消息在广州地区的男同性恋群体中引起轰动：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艾滋病防治研究所将启动一项针对该地区男同性恋者的研究，除了面对面的访谈，研究者愿意对男同性恋者每年进行两次免费血液检测。该部门还通过媒体征求同性恋人群中的自愿受访者。

　　然而此举在引来一片叫好声的同时，也受到不少同性恋者的非议，反对者认为将同性恋单列出来做防治艾滋病的研究是对同性恋人群的歧视。据悉，至今有不足300名同性恋者应征报名。

　　12月1日是第17个世界艾滋病日。今年的主题是“关注妇女，抗击艾滋”。在广州，男性同性恋者是人们关注的热点。

　　在第17个世界艾滋病日到来前夕，记者走访了广州地区的男性同性恋者和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艾滋病防治研究所副所长何群，听听他们的心声。

　　调查存在歧视？

　　调查项目负责人回应男同性恋者质疑

　　在广东省疾控中心于媒体发布征集男同性恋者的消息后，部分男同性恋者反应激烈，认为此举是歧视行为，甚至呼吁抵制这次调查。此次同性恋艾滋病科研调查的负责人何群接受采访时对此回应，希望他们能先尝试一下，不要一听到这种调查就加以否定。

　　不愿只做研究样本

　　记者在面向同性恋者的“广同网”上看到了同性恋者针对疾控中心的调查而发表的文章。文章认为，中国同性恋的问题不仅仅是法律问题，即使参加了这种调查也不能使主流社会消除对同性恋者的误解和偏见。

　　另一篇文章则针对何群对媒体发表的一段讲话。文章说，何群在去年开展的小规模男同性恋者免费检测结果显示，广州男同性恋者艾滋病感染率远低于国内专家所说的10%，而何群认为他自己的调查结果不够准确。“广州男同性恋者艾滋病感染率低，原本是件好事。可是有的人惊慌了，口口声声说这个样本不具代表性，难道感染率高，才是他们乐见的？”文章提出了这样的质疑，并倡议男同性恋者不参加这次调查。

　　事实上，《南方都市报》在11月10日刊登了有关消息后，一位名为“水木清”的同性恋者当天就致信该报，明确表示不会参与这项研究，因为“对该研究能否真正做到建立在认同的基础上存有疑虑”。来信说，研究人员难以真正发自内心地认同同性恋，“我们只愿做被认同和尊重的对象，而不愿只做研究的样本，来给并不真正关爱我们的人堆砌他的研究成果。”

　　先尝试别盲目否定

　　针对同性恋者的这些言论，何群解释：“有的地方报道感染率达到10%，而根据我们去年所做的小规模调查，阳性率没有那么高，于是我提出可能我们样本太少了，也可能是样本不具备代表性。”

　　何群强调，他并不希望感染率有那么高，“我们希望最好是零，”何群说，“但国内有那么多的报道（艾滋病感染率）有那么高，我们也要特别注意，看是否要采取一些积极措施。”他认为，更应该采取措施保护那些没有受感染的人，尤其是要让他们知道，只要采取一些简单的措施就能保护自己。

　　对于认为“这次调查是歧视”的观点，何群表示，在这个调查之前，他已经调查过妓女、吸毒者等人群，而男同性恋者从未调查过，加上这个人群的性行为确实比较危险，所以才开展这次调查。因此，他希望持这种观点的人尝试跟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接触一下，看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不要一听到这种调查就否定对方，这样等于是把自己封闭起来。”何群说。

　　专家旁观

　　张劲松：应出台法规规范性行为

　　广州市司法局法学教授张劲松说，对于同性恋，社会应先弄清楚何谓“恋”。“恋”应该是两个个体（无论同性还是异性）之间因一方爱慕对方而产生的奉献自己的美好情感；如果只是简单的性接触，或为满足一方的性宣泄，或以暴力、威胁产生的性关系，都不能称为“恋”。社会应将同性性关系和同性恋区别开来。

　　张劲松说，从掌握的资料来看，在同性恋群体相对较多的男性聚集地中，同性性关系多表现为一种“以强凌弱”，很多人是被迫与同性发生性关系，这属于一种性骚扰或者性侵犯，并不是“因爱慕而发生的占有或者奉献”的“恋”。他认为，在特定环境中以武力威胁同性发生性行为，应属于“性骚扰”范畴，严重者应予以法律惩戒。目前强迫性同性“恋”和聚众同性“恋”在我国仍是依法打击的对象，同时，同性恋者作为艾滋病“高危人群”，对社会稳定也造成一定危害。

　　张劲松表示，在社会仅靠宣传和劝说难以禁止的情况下，希望国家有关部门像规范其它行为一样，出台专门的“性关系”法规规范有关性行为。他不赞成同性恋的合法化，他说：“在我国现有的情况下，公开（对同性恋）谈宽容容易产生对以强凌弱进行纵容的效果。”

　　吴敏伦：让同性恋者过得好一点

　　香港大学医学院精神医学系教授、美国临床性学院院士吴敏伦认为，“高危人群”的提法不科学，没有任何一个人群是“高危”的。只能说某一种性行为是“高危”的，而不能说某一种人是“高危”的。并不是因为是同性恋者就一定“高危”，用“高危人群”的提法是对他们贴标签，是一种歧视。

　　吴教授说，同性恋者除了性取向以外，其他一切行为和普通恋人没有差别。他们既然没有危害社会，不侵扰他人，就应该让他们过得好一点，并让他们学会保护自己。

　　徐天民：提倡同性恋者单一性伴侣制

　　中国性学会理事长、北大医学部教授徐天民说，政府和学界开始关注同性恋，仅仅是出于对艾滋病疫情控制的需要。徐教授说，中国的同性恋近年来一直处于半公开的状态，随着人们观念的改变，中国政府和民间现在对同性恋普遍持宽容态度，不限制、不干涉，也不鼓励。但是，同性恋也没有得到法律的认可和保障。

　　他说，目前中国成年人中同性恋者占2%-5%，达到3000万-4000万的庞大人群，对于这样一个客观存在，我们不能忽视。不管是否合法，只要他们不危害社会，不伤害他人，我们起码应该认为他们是无害的。

　　徐教授认为，应该对同性恋者提倡单一性伴侣制，并在合法收养子女上给予一定的特殊政策，至于实现同性恋者的生育权，在欧洲个别国家同性恋者已实现合法结婚、收养子女，但我国政府目前没有立法将同性恋合法化，而且短期内也不可能实现。

　　小调查

　　艾滋病知识知晓率不足80

　　%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艾滋病防治研究所去年曾对一百多个男同性恋者开展了小规模调查。结果显示，艾滋病知识总知晓率不足80%，最近一次肛交或阴道交时安全套使用率仅为16.7%和41.7%。

　　该调查共调查具有男男同性性行为人群（MSMs）一百多人，艾滋病知识总知晓率不足80%；HIV抗体、HBsAg、梅毒抗体阳性率分别为1.7%、12%和11%；人群中与艾滋病、性病感染相关的危险行为发生率较高；有近20%的人在半年内同时有同性、异性性伴，其最近一次肛交或阴道交时安全套使用率仅为16.7%和41.7%。

　　对话

　　在艾滋的悬崖边跳舞

　　根据有关同性恋研究学者的统计，广州的同性恋者不在少数。他们的生活方式和异性恋者有什么异同？他们在现实生活中如何交友？在他们的意识里，艾滋病离自己有多远？该如何防治艾滋病？他们中的许多人为什么要抵制有关权威机构对自己的科学调查？

　　自11月下旬以来，记者辗转找到并访问了三名同性恋者。鉴于当事人要求对他们个人情况保密，记者分别称其为朝朝（29岁，未婚，某医院内科医生）、张强（27岁，未婚，某中学美术教师）和路路（35岁，离异，某文化传播公司策划专员）。

　　身份尴尬

　　90%都不愿“浮出水面”

　　记者：在现实工作和生活中，你们与异性恋人士有何不同？有无刻意隐瞒自己的同性恋身份？

　　朝朝：高中二年级那年，我发觉自己对班上的学习委员小强特别动心，两个人亲密交往后，我知道自己是同性恋者。虽然大为震惊，但还是接受了这一现实。大学毕业直到现在，我对家人和同事都是尽最大的努力保守这一“秘密”，为此还会不时和一些女孩交往做掩饰。

　　张强：其实同性恋者外表看起来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我们与大家一样正常工作生活，有些人还特别优秀，说不准你的朋友中就有一些是同性恋者，只是他们没告诉你而已。不过在普通的社交之外，我们更希望和一些与自己性取向相同的人相处。

　　路路：应该说，我们中的90%都是不愿意“浮出水面”的。一些公开了身份的朋友告诉我，要选择公开，之前必有一番异常痛苦的挣扎。搞不好，一下子就会众叛亲离。

　　结识朋友

　　公厕、酒吧、上网都行

　　记者：你们是如何结识同性恋朋友的？

　　张强：每一个生存空间的人都会努力寻找自己的出口，同性恋者也会有办法找到自己的朋友。广州的一些公园、酒吧等公共场所，都是同性恋者的聚集地。最原始的一种交友方法是去公共厕所，你如果在便池边站得稍微长一点，眼神暧昧地左右张望一下，不久就会有新朋友找上你了。通过你的眼神，同性恋者一下就能将你辨认出来。

　　朝朝：你一上互联网，关于同性恋的链接是非常多的。在互联网上面，我们有许多自己的社区，就是一个个“家园”。我们在上面发帖子留言，并且注意别人在上面的活动，一来二往，也能认识许多新朋友。

　　路路：其实我的业余生活还是相当丰富的，几乎每个星期，我们都会选一天与一帮羽毛球爱好者去天河打球，完了还聚餐聊天。这是我们最开心的时候，因为来的都是同性恋者。大家还不定期地去唱歌喝酒，基本都是AA制付费。

　　艾滋逼近

　　危险就在我们身边

　　记者：说到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专家认为同性恋者感染艾滋病的几率要比普通人高。你们觉得自己安全吗？

　　张强：这个问题确实比较可怕，但迟早总要面对的。有的人不超过两三天就会有一次性行为，对象从不固定。许多人都是匆匆约会，此间发生性行为的绝大多数人都不用避孕套，这无疑是十分危险的，艾滋病感染的可能性会大很多。就目前的情况来看，还未有证据表明，中国的同性恋者会大规模暴发艾滋病。正因为这样，不少同性恋者滥交的情况比较多，因为他们认为被感染的机会不大。

　　路路：在我们中间，保守估计超过60%的人都有过“一夜情”的经历，而且一对“恋人”的稳定关系不会持续太久。因为交往太频密，关系就很有可能被家人和别的朋友发现，这必然打破现实生活的平衡状况。所以，一个同性恋者在一段时间内会有多个伴侣。

　　朝朝：据我了解，除了同性恋者个体的交往外，在广州还有一些娱乐场所组织一些年轻人为同性恋者提供服务。那些年轻人未必是同性恋者，但常常为许多个人提供性服务。这种潜在的危险也是很大的。而且比较糟糕的是，即便是享受服务的同性恋者一般也不愿意戴避孕套。

　　更为可怕的是，迫于现实的压力，一些同性恋者（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还是双性恋者）还会跟正常的女性结婚。这种情况是最为危险的。

　　长久之计

　　社会认同与个人防治

　　记者：我觉得你们都是热爱生活的人，既然人们对同性恋者易感染艾滋病有许多担忧，你们自己认为该采取什么应对措施呢？

　　朝朝：从疾病的角度来看，我觉得主要是要让同性恋者自己来注意个人卫生，和同性相处的时候要使用避孕套，而且不能吸毒。如果同性恋和毒品混到一起，感染几率会很高。

　　张强：同性恋者当中有很多素质较高的人，这些人应该也会关注自身这个群体的安危，把他们组织起来成为义工，让他们建立一个在同志和艾滋病协会之间的桥梁，同时还有一部分不歧视同志的人也可以加入这样一个组织，共同去关心同志的健康。此外，媒体可从关爱的角度引导他们。

　　路路：香港的各种艾滋病协会经常在桑拿等服务机构内做艾滋病的免费检查，这方面国内的一些省市都有尝试。不久前四川省在同志酒吧内发放保险套，广东省疾控中心也在与同志网站合作进行艾滋病方面的检查；但客观地说这些都不是长久之计，只有社会认同他们，接受他们，并提倡同性恋者在一段时期内固定伴侣，才有可能改变这一切。此外，不少专家也提议同性之间的结合，将同性恋人的关系尽量稳固，我觉得这也是防治艾滋病的一个有效办法，但这样的想法显然超前了一点，很难为更多人所接受。

　　害怕调查

　　自我封闭导致恶性循环

　　记者：说到最近省疾控中心对同性恋者的调查，我听说不少同性恋者都持抵制态度，不愿意配合调查？

　　张强：主要还是社会观念的影响让大多同性恋者抬不起头来。事实上，社会歧视、自身自卑，很多时候就在客观上把同性恋者的生活与社会大众的生活无情地阻隔开来。其实也正是大家的敏感与难以接近，使艾滋病防治工作陷入尴尬境地。我周围的很多朋友都不愿意接受省疾控中心的调查，因为担心事情不够保密，怕受伤害。

　　朝朝：我考虑了很多天，才决定接受你的采访。其实同性恋者很多时候是十分矛盾的，我们大多数人渴望被社会接受，但缺乏勇气。为了掩饰，1998年我选择和一位大学女同学结婚，然后用种种理由逃避性生活，更别说生孩子了。久而久之，对方就十分难受，对性生活也极为冷淡，最后不堪忍受，在2000年和我离了婚。这样，我也就可以婚姻受过伤害为名不再结婚了，但回头看这段往事，我觉得自己真是对不起她，没有承认真相的勇气。

　　路路：省疾控中心的调查也太“高端”了，只有接触媒体的人才有机会看到他们的公告，而一部分身处底层的人如民工，要对他们展开调查，并在他们中间防治艾滋病可以说是难上加难，希望有关机构的调查可以涉及到更广泛人群。

　　省疾控中心同性恋艾滋病科研调查负责人何群：

　　“没有歧视同性恋者，我们只想防治艾滋病”

　　为什么艾滋病研究所要进行这样的研究？这项研究为什么偏偏针对男性同性恋者？为什么他们决定选择媒体作为向同性恋人群抛出“橄榄枝”的工具？带着种种疑问记者采访了该所的艾滋病研究所副所长何群。

　　何群强调他们用了5年的时间认认真真去做研究，绝对不是歧视同性恋者，“只因现在同性恋与艾滋病关系的研究在中国是一个空白，我们绝对没有猎奇心，只想防治艾滋病！”记者了解到，截至昨日（11月29日），同性恋自愿报名者不足300人。

　　调研动机

　　肛交和多性伴导致高风险

　　记者：为什么同性恋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人群？

　　何群：艾滋病最早是在同性恋人群中发现的。所以刚开始人们误认为，艾滋病就是同性恋的病，其实只要性行为是不安全的，就可能感染。不安全的性行为有很多。首先，多性伴，就是性伴不是单一的，这时候感染艾滋病的几率就会高很多。另外，双性伴，就是性伴有男有女，这个时候感染几率也会高很多。

　　其实同性恋并不是天生就多性伴，他们有他们的原因。根据目前一些社会学调查，他们的生活压力比较大，而且来自家庭、亲人、朋友等等的压力都很大，到年龄了要求他们找女朋友，结婚，但是他们又不愿意。所有这些压力他们总要找一个时间、找一个机会去发泄，这是导致他们多性伴的一个主要原因。当然，年轻人喜欢尝试新鲜事物，这也是一个原因。

　　另外，性行为方式也很重要。异性恋多采用阴道交，而男同性恋多采用的是肛交，这是一种非常非常高风险的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性行为方式。

　　记者：男同性恋者如果改变肛交的性交方式和减少性伴侣，是不是会大大降低感染艾滋病风险？

　　何群：如果改变了肛交，那可以说风险低了很多，如果能保持单一、固定的性伴，那风险就更低了。

　　男同性恋研究是空白点

　　记者：男同性恋为什么会变成一个空白？

　　何群：刚开始很难接触到他们。大家说暗娼很难接触，有的社会工作者扮成嫖客，就接触到了，也可以通过警方，到妇教所去，然后在妇教所找几条线索出来；吸毒的人也可以通过警方接触到。

　　但同性恋不同，只要你不是同性恋，你不能通过警方或其他部门去找同性恋。同性恋谁愿意公开说自己是同性恋呢？你找不到线，就进入不了这个人群。

　　尴尬往事

　　1999年就想做调查

　　记者：艾滋病防治研究所什么时候开始想到要做同性恋艾滋病调查？背景是什么？

　　何群：在1999年我们就有打算。但为什么后来没有开展呢？这有几个方面的原因。

　　有人告诉我们，这个圈子非常难接触，你根本就找不到他们，而且我们当时就真的没找到一个人，我们也曾试请过国内一些跟这个圈子有联系的人，看他们能否帮忙引荐一下，但由于不方便，最后我们还是没能接触到这个圈子。要想开展这项工作，接触不到这个人群，你根本就没办法进行。

　　记者：当初的目的是什么？

　　何群：不是针对任何一个人群，我们的主要目的是针对健康，尤其是防治性病艾滋病，这是我们的目标。我们明白，随着社会的进步，随着人们对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多层次的追求，你想杜绝性活动是不可能的。但我们要倡导安全的性和健康的性，而这就不是仅靠宣传就能做得到的。我们能了解到，一部分人在追求性快乐的时候，经常会冒健康风险，我们想尽可能避免。

　　具体地说我们希望通过调查和研究，并进行适当的干预，让一些人群从不安全的性行为中解脱出来，并从安全的性行为中体会到愉悦和快感，从而使他们形成一种安全的性行为的习惯。

　　记者：结果有效吗？

　　何群：有效。从1995年、1996年开始，我们就开始做，我们首先接触到学生，这是最容易接触到的。然后慢慢接触到性服务人群，再从性服务人群接触到嫖客，并开展了一些行为干预工作。几年之后，我们监测到，安全套的使用率一直在升高。

　　记者：然后选中了同性恋的人群？

　　何群：应该说，我们一直在关注他们。同性恋者是防治艾滋病不可忽视的人群，我们一直把他们放在我们的研究计划当中。所考虑的只是什么时候开始这项计划？那就是条件成熟的时候。

　　我们做了多年的艾滋病监测，现在很多人群的资料都有了，但对男性同性性行为的研究我们一直是空白。我们要知道这个人群中到底有没有这个危险；如果有，而且已经感染了，那到了一个什么程度，这样我们才能做进一步的防治计划。

　　苦找同性恋惹非议

　　记者：你们1999年就有了这个想法，但遇到困难，所以才一直没有实施。困难具体是什么？

　　何群：困难非常非常大。首先，我们要想办法去找到他们，这就非常难。

　　其次，在找他们的时候，会有很多的非议，或者不理解。你想想，几个人或者一个工作组，一天到晚去找同性恋，你周围的人怎么看？而且还不能完全告诉他们找同性恋是要干什么的。现在没有了，因为已经公开化了。这是来自内部的压力。

　　第三是外部的。我们找到几个同性恋一起谈，他们看我们的眼光是非常怪的。他们刚开始以为我们是去找朋友的，一旦发现我们不是，他就开始问我们的目的了。我们把目的和盘托出后，有一些人很极端地说：“你就认为我们是烂仔吗？你就认为我们是高危人群吗？”另外一部分人就觉得：“你们不是吃饱了撑的吗？这关你们什么事？”

　　记者：你刚才说一直找不到同性恋者，那去年的调查如何开展呢？

　　何群：直到去年，我们才终于找到了一些朋友做志愿者。他们是这个圈子的人，而且他们觉得这个工作很好，于是非常热心这个工作。通过他们，我们才第一次进入到这个圈子。

　　这个人群太大了

　　记者：在第一次接触这个圈子的时候，觉得困难吗？

　　何群：因为有志愿者带着，还不是很困难。他们都觉得，你们不好好地坐在办公室，干这个干吗？你不辛苦吗？其实也是，我们是去他们的活动场所，从下午四点钟出去，有时候坚持到晚上十二点才能回来。

　　记者：能描述一下你第一次去那里的情形吗？

　　何群：有一次我们参加了一个他们的聚会，人非常多，我们只是作为一个旁观者坐在旁边。我们感觉这个人群真的不应该被忽视，这个人群太大了。

　　而且我们还感觉这个人群比较年轻，充满朝气和活力，文化素质比较高，他们在许多方面都比较优秀，能为这个社会做很多事情。但是他们如果被艾滋病感染了，那这个社会就损失了很多。他们虽然很优秀，但很多人都处于一种苦闷和煎熬之中，甚至有人常常想，我怎么会掉进同性恋的圈子中呢？为什么我不能像“正常”人那样生活呢？这个正常呢，我们是打着双引号的，我跟他们聊天的时候说，现在对同性恋我们已经没有说异常了，只是性取向不同，你也不能说异性恋肯定就正常，异性恋中还有很多不是正常的。

　　记者：当时你有没有觉得自己是一个异类？

　　何群：我觉得还没有。他们当时很多人知道我的身份，也很接受我。当时气氛很和谐，在聊天中顺便跟他们说，现在有这样的研究项目，看看他们愿不愿意参加。

　　和他们接触没有想象中困难，但是他们中间的确还是有一些人挺敏感的，所以我们说话不能太随便。说者无心听者有意，你觉得你没有歧视的成分，但可能他们觉得会有。我希望他们尝试跟我们接触一下，打一下交道，看看我们是不是对他们有歧视。

　　去年调研发现艾滋病毒携带者

　　记者：去年你们是怎么调查的？

　　何群：找到一些志愿者，然后他们带我们去他们活动的场所，我们把一些小传单一样的东西发给他们，将近200份。纸上面说我们要做一个什么调查，目的是怎么样的，希望大家能参加。

　　当时我们不是用白纸，而是用了淡绿色、淡黄色的彩纸，为的就是美观一点，不会让人一看，白纸黑字，很不舒服。我们表明，参加不参加都是自愿的，而且也不留名。什么时候参加都可以，就算是星期六星期天，也可以预约，就是用这种方式，才有一些人来我们这个地方。

　　记者：当时你们的工作状态是怎么样的？

　　何群：我们不是每天都去，周末的时候我们都会去，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但刚好碰到SARS暴发，所以受到很大影响。后来广同网的人也跟我们反映，你们这个能不能延长一点，后来我们就在广同网上发布信息，延长一段时间。我们做得还是很不错的，而且很多人很积极地配合。

　　记者：能说说去年大体情况如何？

　　何群：去年共调查具有男同性恋性行为人群100多人，结果显示他们文化程度挺高的，可艾滋病知识知晓率不足80%；人群中与艾滋病、性病感染相关的危险行为发生率较高；患性病梅毒的都有，艾滋病毒携带者也发现了。

　　我们认为，对该人群加强艾滋病防治知识教育的同时，应积极开展行为干预，推广安全性行为，降低高危行为，阻止艾滋病性病对他们的进一步的危害。

　　记者：有人说如果他得病，他将尽量传染给更多的人，有没有碰到过有这种想法的人？

　　何群：碰到过。有这种极端态度的人。其实我很理解他们，他肯定会这样想：我为什么得了这个病？别人却没有？世界对我很不公平。这时就要引导他们多想想自己今后的工作和生活，帮他们理清楚思路，帮他选择一个有利于他的解决途径。谁都想过好一点的生活。我们碰到过这样的病人，而且他最终是改变了，说自己的想法很幼稚。

　　本次调研

　　研究中有个别反对声音

　　记者：到了现在，有新的困难吗？

　　何群：我们人力物力财力都受到很大限制，因为进行这项研究不是我们常规的工作。我们最主要的工作是监测艾滋病。但既然要防治艾滋病，我们希望做得广泛深入一些。

　　所以我们希望有更多同性恋者走出来跟我们一起去做。别人帮助自己可能会觉得不太方便，但自己帮助自己，可能更容易接受。

　　记者：发布信息以后，网上有反对的声音吗？

　　何群：直到现在，还没有反对的声音，一直很顺利。有个别人反对，主要是认为我们歧视同性恋，还觉得我们把同性恋和暗娼、吸毒者放在了一起。

　　其实这是不一样的，暗娼在我国是不允许的，吸毒也是违法的，而同性恋目前没有法律严令禁止，所以不一样，而对于我们这样一个防病机构，我们是根本不去评判道德和法律的问题的。即使是死刑犯人，有病的时候也要先医治。难道我们治疗了死刑犯就歧视了其他病人吗？没有。

　　不用道德评判同性恋者

　　记者：为什么又在今年再次开展类似的项目？

　　何群：自从上一次调查以后，我们心里一直放不下这个包袱，于是就计划开展这次这个项目。

　　为了开展这个项目，我们写了非常周密的计划，就是害怕哪一块出现了不良反应，或者引起社会对这个圈子的歧视，等等。所以在文字上都经过多名人员的字斟句酌。我们发给媒体的通稿，短短的几百个字，我们改了四五个月。

　　我们担心，他们会觉得政府机构怎么会做这种事情呢？另外我们担心写得不好或者不对，让他们觉得受到歧视，这样对我们的工作不利，对他们更不利。因为人在受到大环境歧视的时候，经常会采取一些极端的行为。多数的发泄方式还是性行为，这样跟我们工作的初衷是适得其反的。

　　记者：从现在情况来看，还是有同性恋者觉得你们这次调查有歧视成分。

　　何群：我们希望他们能了解我们的工作目的是不让他们感染性病艾滋病。我们不会从伦理道德方面进行任何评判。不把道德、法律、政策或者观点纳入工作。我们的目的是防病，什么时候都不能脱离这个。

　　我们不干涉他们的性取向，他们喜欢三个性伴、五个性伴，我们都不去评价。但是我们希望他们不要得病。这是我们最直接的目标。

　　还有一个原则，就是对他们鼓励，如果有一些机构做一些对他们有利的事情，他们可以尝试接纳，当然，是慎重接纳。还有就是绝对保密。

　　目前报名者比较多

　　记者：从10月10日开始征集，到现在有多少人报名？

　　何群：具体多少人要到截止才能看出。现在每天都还有人来，但没有刚开始的时候那么密。虽然我们当时说我们征集200名，但在这个时间段内，其他人要来的我们还是照样接待。

　　记者：他们对艾滋病认识得怎么样？

　　何群：他们也知道要用安全套，但很多人都不能坚持每次都用。有些人认为对熟悉的性伙伴不需要用安全套，但如果问熟悉到什么程度，却回答不出来。这是我们担心的。两个人真的都没有感染，肯定很好；但如果双方不够了解，那么一次性行为就很可能导致染病。

　　记者：来你这里的人以前有没有做过身体检查？

　　何群：非常少。所以他们很多连自己的情况都不了解，又怎么了解对方？有些人则是不愿意面对，来到这里却不想检测，说万一是阳性就不知道该怎么办。

　　一个疑惑

　　为何不做女同性恋者调查

　　记者：有报道说，杭州在今年3月就开始做类似调查了。

　　何群：是的。虽然我们不是开始最早的，但是我们进行的这种队列研究，进行三年的追踪，目前我在全国都还没发现有这类研究。

　　记者：由政府机构通过媒体发布这样一个同性恋调查，你觉得有什么样的意义，你们当时是怎样做出这样的决定的？

　　何群：2003年我们采取发传单的方式，发现很多人都重视这方面的信息。

　　我们觉得，想要更多的人知道这个研究，就要利用媒体。我们大胆通过媒体发布这种消息，这在全国我们可能是第一的，可以给国内做一些借鉴。省去很多人力去发传单，那么我们就可以做更多直接针对他们的防治艾滋病传播的工作。我们想表明我们是完全站在一个纯疾病防治的角度发布信息的，没有任何行政色彩。

　　记者：针对这个人群来做这样的研究有什么意义？

　　何群：在我们防治艾滋病工作中，不要有空白点。否则将导致其他工作大打折扣。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国内的同性恋人群跟国外的有很大的一个不同。国外的环境比我们要宽松很多，西欧北美有同性恋的组织，他们可以公开活动。在一个单位里，就算我是一个同性恋，但大家都相安无事。但在我们国家基本做不到，当事人要把性取向完全隐瞒起来，不能让任何人知道。出外的话，就改个名字叫小区、小A等等。也就是说，一个人要有两种角色，一个人每天要在两种角色中不停地变动，这是一种生活压力。而最令人担忧的是，最终大多数的人迫于周围的压力，还是选择跟异性结婚。他可能原本不是双性恋，没有双性性行为，但他和异性结婚后，他在同性恋人群和异性恋人群之间架起了桥梁，这样艾滋病病毒不管在哪一个人群中出现，都可能通过他们传到另外一个人群去，一传十，十传百，可能会越传越多。我们并不干涉他的性取向，但是我们希望他不要得病。这是我们最直接的目标。

　　记者：是否将对女同性恋开展这类调查呢？

　　何群：我们已经做了三年计划，先把三年做好，过后看有什么发现，之后再作打算。我个人来说，长时间内都不会。这里没有任何的歧视成分，我们的目的不是社会学调查，我们的目的是防治疾病，女性同性恋感染艾滋病的风险非常低，比异性恋还低，那我为什么还要花费极其有限的精力呢？（记者曾文琼刘荣实习生梁朗然）（来源：南方网-南方都市报）

　　相关专题：2004世界艾滋病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