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陆建德老师是我敬重的人文学者，敬重他发人所未发的识见和勇气。在他最新文集《思想背后的利益》中，他再一次让我领教了发掘考证的能力。二战结束以后，受到全面摧残的犹太移民迫切渴望根据当年的《贝尔福宣言》回归巴勒斯坦建国，未来的以色列第一任总统魏茨曼起初估计移民人数在三四百万左右，但在同伯林商量之后，把这个数字改成了一百万。陆建德揭了伯林的老底：他是忠诚的犹太复国主义者，身为英国情报部门的顾问，暗中则不顾一切要促成以色列建国。而这一“数字的变化”甚至影响到如
今学界的二战话语，因为它不仅让犹太人建国受到英美等国的首肯，而且有可能间接地影响到大屠杀人数统计，因此此消彼长，幸存的移民人数少了，在屠杀中死难的人自然就多了。
贝娄在1976年发表的访问记《耶路撒冷去来》中曾埋怨世界对犹太人太不公平：“甚至几乎对犹太人一无所知的中国人也是以色列的敌人。”此言虽有失偏激，却真实地触到了我们的矛盾心态。作为一种话语的自然延伸，世代流离失所的犹太人自然是我们同情的对象，但以色列建国、同巴勒斯坦穆斯林发生冲突的事实，就把我们的立场推入尴尬。巴以问题是当今最错综复杂的国际问题，反犹主义则是渊源悠久、最难以诉诸理性分析的一种思潮。陆建德涉足这个领域，他的论断虽然也是小心翼翼的，但在我看来，由于精通英美文化的他一贯站在“戳穿自由主义神话”的立场上，他无疑更加关心那些不利于犹太人的证据，因为他断定犹太人掌握了美国各个政治要津，直接影响着大国的政治走势。他的落笔处处直指锡安主义者唯本民族利益至上的劣根。
陆建德考究伯林的出身之举，是其一贯思路“思想背后可能隐藏着利益”使然。然而他并未见好就收，而是进一步对犹太复国主义和有着强硬后台的以色列进行尖锐的批评。对他而言，揭露以色列建国的复杂背景，揭露大屠杀数字真相，揭露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的被利用，考证这一系列问题都可以为批驳英美国家从军事到话语的全球霸权提供佐证。如今大陆民间对英美国家的制度迷信、民主迷信方兴未艾，他的当头棒喝不啻有清醒剂的功效。
然而，陆建德致力于探讨思想背后的利益，是不是也有矫枉过正的危险？毕竟，他自己也是一个“思想者”，他应该意识到，自己的逻辑可能被还治自己之身；当他开了“探讨动机”这个口子以后，他的各种论点同样不能免除事关动机的质疑。例如，他经常强调“二战的破坏性后果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咎于英美的狂轰滥炸”，他认为大屠杀的后果很大程度上被夸大了，被人利用了——这让我很自然地想起那场著名的戴维·欧文诽谤案。据赵毅衡先生的文章所述，英国法院之所以为希特勒翻案的欧文败诉，不是基于否认他多方搜集来的证明希特勒无罪的证据的真实性，而是基于这样一个判断：欧文出于一个目的有针对性地搜集证据，这本身是“违背了历史学学者的学术良知”的。对此，陆建德可以尖锐地指出：这个判决的背后有意识形态话语的操纵（事实上也极有可能，因为判词居然失态地把欧文的行为定性为“为纳粹张目”），但是同样道理，他又如何能逃避别人对自己“观念先行”的动机的质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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