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一种迎接未来的角度

　　最近，一类旨在煽动当地人袭击华人的反华短信在印尼广泛流传。短信内容指华人要为印尼目前的经济困境负责，扬言要在开斋节后展开袭击华人的活动。

　　２０世纪中期以来，中国、印尼间的外交关系在某种意义上就像是一道架在“暗流涌动水面上的桥梁”（ＢｒｉｄｇｅＯｖｅｒＴｒｏｕｂｌｅｄＷａｔｅｒ）：１９５０年建交，１９６５年发生“９·３０”事件后断交，１９９０年复交，１９９８年反华骚乱再现……。

　　鉴于历史，全球华人社会有理由为最近在印尼国内发生的手机短信事件感到不安和关注。这种以印尼华裔族群为攻击对象的言论煽动，无论从任何方面来看皆悖于近年中国、印尼两国政府良性互动所致力的目标。理性而言，其致命危害并非在于伤害了全球华人的情感，相反，它动摇的是印尼国内正在出现的发展情势和这个国家的长远未来。因此，印尼政府对事件十分重视，苏希洛总统业已下令相关部门彻查事件并采取行动。

　　作为善邻，国人在对事件保持关注之外，尤当保持理性，并在思想上厘清国家和文化二者在法律和文化上的意义区分，这样才能把民族主义的想像奠立在更为坚实的语言和表达之上。我们知道，民族主义在亚洲的滥觞，是西方殖民主义在亚洲失败的后承。民族主义在亚洲各国的近代史上，不仅是人民动员、争取国家自主的最大动力，也应该在未来成为进一步消除殖民主义遗毒，推动内部文化和解，实现族群共生、共盛的思想资源。任何囿于种族文化偏见的心态和修辞，伤害的都不会是他人，消解的也只会是自己生存、发展的意志和愿望。

　　亚洲的民族主义背景尤其复杂，就印尼的实际情况来说，这一复杂性穿行在占主导地位的伊斯兰文化和基督教文化及其他族群文化交织而成的图景中，这个图景的背后是非常难以协调的经济利益诉求和政治利益表达。当然，还有不同的经济利益诉求和政治表达对于政治合法性的诠释、期望和要求。

　　作为善邻，我们应当保持审慎。保持审慎非因不能痛快地伸张，而在于许多所谓痛快的伸张无法直面自身的局限，也难以巩固对真相的长久追求并承受最终到来的真相。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说过，缺少选择和历史宿命是促使个体通过对集体身份的想像来追寻文化认同，并导致民族主义出现的一种根源。这或许有助于我们谨慎地审视中国、印尼两国间的历史不幸，并反思我们每一个人当下的思想和态度：我们关注印尼华裔公民遭受的灾难和现实处境，不是因为他们和我们历史上的文化渊源，而是因为他们是人类；我们呼吁印尼政府防止１９６５年、１９９８年的灾难重现，是因为暴徒们已经犯下的罪行是反人类。

　　还是作为善邻，我们也不必为我们承担的国际人道主义义务拣选对象，更无需为帮助了伤害过自己的人感到愤懑。如果说以德报怨是对历史的背叛，以怨报怨则是关闭了未来的大门。请牢记，中国人信奉的是“以直抱怨”。

　　作为历史的产物，民族主义具有极其强烈的现实性和政治动力。正因如此，它也常常成为现实政治利益操纵的工具，而成为利益集团的代罪羔羊。虽然，我们应避免用阴谋论的思维来解读历史，但通过１９６５年发生的“９·３０”事件的仔细观察，我们必须承认看到了各种国际政治力量的影子，因为１９４９年红色中国在亚洲的兴起改写了

　　据海外最新研究，出于围堵共产主义的现实政治目的，一些西方国家的政府１９６５年前后动用各种手段并调动国际传媒，筛选各种信息借助广播电台反馈到印尼国内，诱导印尼国内民众对现实生活的不满转变为对华裔族群的敌意。同时，一些国家还动用秘密情报机构鼓动、协助印尼军队内部实施对接近印尼共产党的军官之派别清洗，从而达到夺取国家政权的目的。这些行为的心理基础，正是对印尼国内民族主义的巧妙调度和操纵。当然，“９·３０”事件的历史真相目前远未大白于天下，有理由相信，随着相关各国机密档案资料的解密和历史研究的深入，未来会给所有依然飘荡在全球正义人士心头的灵魂指出回家的路。

　　印尼手机短信会否查出罪恶的源头，我们未敢奢望。但寄望某种完全基于道义的国内和国际政治，我们亦未敢。

　　（汤万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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