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色革命”走到历史尽头

　　１１月２３日，俄罗斯国家杜马一读通过一项“关于对非政府、非商业性社会组织强化国家注册程序”的法律草案。投票结果为３７０票赞成，１８票反对，３票弃权，５６票缺席。由于在时间上和格鲁吉亚“玫瑰革命”两周年（１１月２２日），以及乌克兰“橙色革命”一周年（１１月２３日）接近与重叠。这项按照俄罗斯国家立法法规定必须三读通过，并经议会上院议长批准方能最终形成法律的草案触动了国际社会关注俄罗斯国内政治的敏感神经。

　　借助对俄罗斯杜马立法行动的观察，国际和国内舆论的焦点落在了对所谓“颜色革命”的反思之上。在西方，政策分析人士开始在现实国际政治博弈的维度上，认真检讨“颜色革命”的结果会对西方国家和俄罗斯及其统领的独联体之间的未来关系带来何种影响。在国内，舆论则集中在对“颜色革命”迄今为止的实际结果的批评之上，可以说普遍的结论是负面的。

　　的确，从现实情形来看，无论是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还是

　　理性解读俄罗斯立法行动和“颜色革命”间的关系，首先应当立足在对俄罗斯国内政治现实和未来走向的观察和思考之上，其次应当分析“颜色革命”当时的对象和实现承诺所必需的条件。

　　虽然说俄罗斯此次立法行动的目的是要防范“颜色革命”在其国内爆发的看法不无道理，但问题在于，这样的思考方式忽略了对俄罗斯国内政治自前苏联解体后的演变轨迹的考察和逻辑分析。在这点上，莫斯科政治军事分析学会分析家阿列克山大认为，俄罗斯意义上的“颜色革命”在１９９１年８月苏联解体时已经发生，不过这场俄罗斯人民自主的、以民主政治为诉求的运动，今天已经在国内政治过程中耗尽了体力。以俄罗斯经验为基础，他把那些认为乌克兰的“橙色革命”是由外部势力——

　　所谓“颜色革命”事实上只是一种修辞，在严格的意义上，发生在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的政治运动并非革命，而应当视为一种对现实政制合乎理性和人性的改进，理由在于在国家管治权力的更迭过程没有运用暴力颠覆的方式：民众的街头运动并未像法国大革命那样在枪林弹雨中开始并结束。这一点在任何意义上皆不容忽视。

　　客观地说，民主政治在苏联解体之后的格鲁吉亚和乌克兰其实已经起步，但由于身处转型期，以及原有政治惯性和政制残留的因素，民主政治的实践由于缺乏必需的基础设施而身陷制度缺失的情形之中。在此情形下出现的官僚政治和裙带资本主义的结合，导致民众普遍怀疑新贵资本家在和隐身的前苏联政治人物进行利益的私相授受。尤先科和萨卡什维利正是在这样一个民众普遍怀疑现行“坏民主”的语境下走向权力前台的。可以设想的是，如果他们不能许诺一个“好民主”，有再多的外部势力参与，也无法当选。我们必须把他们当选后乏善可陈的政治表现，和当初的政治承诺以及民主政治中含有的正义因素区别开来。

　　如今，格鲁吉亚和乌克兰面对的现实问题确实很严重，也与俄罗斯面临的情形很相似。对于各自的政府而言，他们面对的实际上已经不是一个个单独的问题，而是一个令人烦扰的问题情境。所以，孤立地解决一个个问题或许并不能让那个情境得到有效的改善，而重置制度需要的也不仅是时间。现在人们应当密切留意的是其领袖人物的政治抉择，而公众也应当认真思考民主的成本问题。

　　独联体地区的政治变化之所以引发普遍想像，原因当然不止是一个有关民主政治的问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可以从单纯的国际力量博弈这个角度一味展开遐想，也不能过于独断地掺入太多的政治断言。相反，它需要切实的观察和冷静的评估。而把改革希望寄托在更换领袖人物上的“颜色革命”，显然已经走到历史尽头，因为从没听说过有人取得政权是为了放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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