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拟@现实之十年砍柴专栏
据《新京报》报道，吉林省长春市公安局一位姓吕的警察，妻子患了重病无钱医治，他想卖肾为妻筹钱治病。谈起自己为何出此下策时，他说因为警察的身份不敢向社会求助。对这位深爱自己妻子的年轻警察来说，身份竟然成了他一个沉重的包袱。他不向社会求助的原因我分析也许有两个:一是因为警察身份负载着某种超越个人利害的东西；二是担心没几个
人相信警察真穷。
一个家乡遭水灾的农民，他可能会比较坦然地进城乞求别人帮助；而一个家庭遭灾的国家公务员，恐怕很难开口去求别人。原因很多，一是因为农民在我国的政治生活中，整体上处于弱势地位，他们没什么身份自豪感，因此也不会带来一些道德附加品，穷困就穷困，没什么不能对人说的。公众也容易给予理解和资助。而包括警察在内的国家公务员在社会成员里面处于相对强势的地位，他们如果穷困，肯定没有农民那样能被人理解。还有一个让他们不得不打落牙齿含血吞的原因是，因为泛道德的政治文化，他们的身份承载着超过简单职业的其他要求。
前不久安徽省一位县公安局长卖屋举债为母亲妻子治病，省政法委为他特批了2万元困难补助，竟然成为一条轰动全国的新闻，舆论质疑:县公安局长何以这样穷？而重庆女大学生陈易欲“卖身救母”获得公众资助，后来引起信任危机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她没有提到母亲是检察院的工作人员。如果网友知道她母亲的职业，还会像一个农民或工人那样引起别人的同情？
这三件事说明，哪个职业里面也都有需要别人帮助的人，同样哪个职业中也都有富人，无非是比例大小不一而已。警察、检察官也可能穷困——这个简单的道理却成为新闻，成为奇谈时，说明警察、检察官只能富不能穷必然有其社会心理基础，穷警察们受了池鱼之殃。
局长不愿意透露自己的姓名，怕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吕姓警察不敢公开向社会求援，他又担心什么？无非是我们一向宣传警察是高大的、无私的，是不畏艰险帮助别人的硬汉，好像他们是不能以弱者面貌出现的超人。出了一个乞求别人资助钱财的警察，便破坏这样光辉的形象。民间的许多百姓不相信警察真的穷困，而官方的泛道德要求又让警察不敢随便说穷。罢了，吕警察只有想出卖肾救妻这一招。
其实在一个公民社会里，包括警察在内的公务员，和别的职业一样，干这活首先是为了养家糊口，只是有着不太一样的职业道德，比如医生对病人负责是最大的职业道德，而警察对法律负责则是最大的职业道德。其他没什么不一样，他们同样需要救济，也同样需要维护自身的权益。可是，泛道德的政治要求使这类人正常的诉求成为奢侈。比如说现在老板让民工节假日加班，民工还可以援引劳动法要求给加班费。而一个政府机关里的公务员，上司让他加班，不给加班费他们也不敢要，只能“奉献”。劳动法对他们没用，好像他们不是劳动者。
吕姓警察同样也在为警察整个集体维护形象，为此承受着个人难以承受的身份之重。
(作者系《法制日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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