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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O香港部长峰会上，印度、菲律宾、印尼等多国多种族的农民，依据民主的规则，在香港扛着“人肉汉堡”，质问发达国家的谈判代表，你们能快意地享用吗？表现殊为激烈的韩国农民，则以跳海、抢盾牌的抗议方式，发泄他们对欧美国家以高补贴损害他们短期利益的愤怒。且不论“韩农”反对发达国家、反对WTO的诉求是否偏激，是否不合理，他们替
自己说话，他们代表没有到场的更多农民表达立场的态度，给内地前往香港的记者们以深深震撼，也促使我们重新考量中国农民在WTO平台上的代言机制。
2005年12月14日上午，第六次WTO部长会议开讲的第二天，商务部部长薄熙来替7.4亿中国农民说了话。他说他们去年人均GDP只有1200美元，中国还有近两亿人处于世界银行日均1美元的标准之下。据此，他要求不含水分地予以中国这个新成员“特殊和差别待遇”。
我们认为，在以农业谈判为关键的WTO多边贸易谈判中，中国的农民给发达国家施加压力的途径，还应该更多。
农民自己就应该是一支替自己代言的力量。香港会议上，我们看到非洲一些穷国的部长们，穿上“棉服”吸引记者们的眼球，希望媒体同情非洲棉农在发达国家农业高补贴之下的“痛”。中国的棉农何尝不痛？中国的棉农在不平衡的贸易中受苦了，为什么不能向韩国、印度的农民一样，去香港的维多利亚公园，去香港特区政府划定的区域，和平地向美国和欧盟的贸易代表发出抗议的声音？
还应该有真正的NGO代表，替中国农民游说。我们发现，NGO代表在会场有专门的区域，供他们听取政府官员的演讲。香港峰会上，我们只看到北京和上海两家NGO组织零星的几个代表出现在会场，他们是自己在WTO的网站上注册后赶到的。他们说起来是NGO，事实上是学术研究机构，他们根本就不可能张扬中国大陆农民的诉求。
从事农产品加工工业的企业家，也没有到场为中国的农民呼吁改变不公平的农业贸易环境。
国外的代表团往往由官员、NGO、企业家和顾问组成，尽管坐到谈判桌上的是政府官员，支配他们的还有后三种人。我们当然不认为，他们真的和中国农民代表一起来了，会改变自由贸易的进程，会立即改写贸易自由化导致的利益失衡。但我们相信，如果7亿多农民在WTO有完善的代言机制表达机制，薄熙来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的声音，一定更有穿透力。
(原载12月18日《经济观察报》，作者章敬平，本报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