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硬牛仔变软 中美关系回暖

　　２００５年中国的外部环境受到三大关系影响：中美关系、两岸关系、中日关系。其中中日关系的恶化达到了两国关系正常化后的顶峰，未来走向无法预知；而两岸关系自上半年《反分裂国家法》出台后有过一阵暗涌，但在连宋访问大陆之后，反倒出现“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暂时稳定迹象。相比之下，中美关系在这一年里的发展相对平稳，在鹰鸽两派的微妙作用下，美国高层对中国崛起的评估似乎有趋于理性的迹象。

　　美国转向理性务实

　　美国总统布什刚于１１月中旬展开对华访问。而在访华前，布什特别接受凤凰卫视记者的专访。在专访中布什无论是神情还是语言，以及观点表达上都一改原先的强硬牛仔风格，显得温和许多。

　　在谈到中美的复杂关系时，布什表示“美中合作的时候，我们会取得很多成就”，“在我们能够达成一致的问题上，我们可以作出正面的改善；在那些我们不尽一致的问题上，我们可以用坦诚的方式逐步解决”，尽可能地与中国建立一种“良好的工作关系”。

　　如果将布什的这段讲话联系到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于今年９月２１日在一个午餐会上发表的有关对华政策的讲话，可以发现，其背后在一定程度上折射了美国最高当局调整中美关系的最新思路——华盛顿已经认识到后冷战时代的中美关系，将是美国历史上从未遇到过的、最为复杂的国际双边关系。而两国在本世纪的潜在竞争态势发展到何种程度，将取决于从现在开始，两国最高层如何把握合作与对抗之间的平衡来尽可能以合作消弭双方的潜在对抗。

　　两国态度是关键

　　布什所说的“良好的工作关系”，就是指大国之间虽然存在战略利益冲突，但只要拥有一个完善的双边关系机制，就能维持一种比较平稳的关系。基本上，中美两国近年来已经做到了这一步。目前，中美已经在三个层面建立了所谓的“良好的工作关系”。

　　首先是非定期交流机制，其中主要包括高层互访和高层热线电话两部分。其次是定期交流机制，这又包括四个方面：１．中美人权对话；２．中美商贸联委会；３．中美副国防部长级别的对话；４．在中国全国人大和美国参议院之间建立的中美议会对话。最后，从今年８月开始，中美又建立了副外长级的中美战略对话机制。

　　当然，机制的建立和完善是一回事，中美能否做到真正的良性互动又是另一回事。以中美人权对话为例，该机制建立于１９９０年，至今已有１５年历史。按照最初设想，两国每年进行两次对话，至今应该已经进行了３０次之多。但直至去年，两国才只有１３次对话。而且由于美国在９月再次向联合国大会提交中国人权法案，中国又一次中断了与美国的人权对话。

　　与此同时，在“中德法制国家对话”的框架内，中国与德国之间也有一个建立于１９９９年的人权对话机制，按规定每年举行一次，至今已经举行７次，不但从未中断，而且中德双方确实通过这一对话机制，增加了对彼此人权概念的理解。由此可见，与机制相比，态度显得更为重要；而如何看待或评估对方，则成为决定中美两国将成为伙伴还是对手的关键因素。

　　有所为有所不为

　　撇开中美在军力上的差异，就纯粹的战略判断而言，下面两个问题有必要引起人们的思考：１．美国防范中国崛起的战略架构，是否必然构成双方充满敌意的土壤？２．中国如何在发展综合国力的长期利益和

　　其实，任何国家在任何战略问题上，都有鹰派和鸽派两种势力，从而构成种种临界政策行为。对最高决策当局来说，重要的不是获取临界行为的极端值，而是其平均中间值，并以此为出发点，与对方展开良性互动，尽可能消弭敌意。而北京最需要避免的，是中美鹰派的直接碰撞，从而陷入对今后几十年中国和平崛起具有致命影响的“安全困境”。

　　因此，北京对美的策略必须准确把握尺度，有所为有所不为。至于什么可为和什么不可为，则既要考虑短期的台湾问题利益，也要考虑长期的和平崛起进程；既要考虑美国对华和对台战略意图的真面目，也要考虑如何避免正面对撞，最大限度地利用与超级大国间的良性互动，尽可能地消弭对方敌意，或至少推迟战略冲突的发生，从而为中国自身的发展争取有利时机。

　　从这个意义上说，处理中美关系的最高境界是：在中国国力上升和美国鹰派对华敌意增长的过程中，使两国绝大多数人相信，中美冲突并非不可避免。这需要极高的政治远见和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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