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邓聿文责任编辑 魏英杰 刘景 单雪菱
松花江水体污染事件刚结束不久，广东韶关冶炼厂又因在设备检修期间超标排放含镉废水，致使北江下游韶关、清远、英德三个城市的饮用水受到威胁，自来水供应已经停止。广州也做好了停水准备。虽然事发后广东省有关部门正采取措施，用在上游加大流量的方式稀释污染，但居民的生活和工作受到影响则是肯定无疑的。联想到近期密集发生的环境事
件，这是否预示着我们该为环境付出惨重代价的时候到了？
发达国家曾走过一个经济增长与环境破坏不和谐共存的时代，这种噩运很有可能也会降临在我们的头上。中国20多年的经济快速增长可以说是一场拼环境和资源的战争，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对自然资源不顾后果的掠夺式“大开发”、不顾空气和水体普遍严重污染的基础上的。
统计显示，我国1/3的国土已被酸雨污染，主要水系的2/5成为劣五类水，3亿多农村人口喝不到安全的水，4亿多城市居民呼吸着严重污染的空气，1500万人因此得上支气管炎和呼吸道癌症。有人计算2003年我国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经济损失占当年GDP的15%。而世界银行2001年发展报告列举的世界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中，中国也占了16个。从生态角度来说，中国的环保到了最紧要的关头，并不是危言耸听。
“六五”期间，国家有一个重点科研项目，动用了400多名专家学者，运用数学预测“2000年的中国”。2000年已经过去，当年有关生态环境前景方面的预测（如大气污染、水污染、土壤退化、沙漠扩展、沙尘暴、森林砍伐和物种消失，等等），几乎全部落实。
之所以生态环境方面的预测坐实，除了预测者们未充分考虑到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的问题外，主要是经济发展中的体制、政策和资源定价问题十几年来没有多大改变。可以说，上述问题的存在，使得关系民族兴衰的生态安全，每每为之付出代价，甚至抵消了为经济增长做出的努力。没有生态的安全，就没有人类社会的安全。北江流域水污染一事再次提醒我们，一个长期靠输出生态资源，维持高消耗、高成本的破坏环境的高增长经济，是一个自杀式的经济发展模式。
欠债总是要还的，自然也有它的讨债方式，而且千万不能低估其报复能力。所以，为了避免中国社会发展的成果因环境危机而毁于一旦，从现在开始，我们有必要将生态安全作为经济政策的基本出发点，将环境因素有机地融入和体现到经济决策中去，保障大众对环境质量的知情权，改革环境和资源的廉价和无偿使用体制，并选择可持续的消费行为和生活方式。一句话，只有从价值体系到技术体系，从社会机制到人的行为的变革，我们才有可能从根本上建立生态安全也是生命安全的防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