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士道开始重回日本

　　小泉成为“武士代言人”

　　新年伊始，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的一系列举动令媒体关注。1月1日，小泉发表新年感言，称萌发了“挑战日本社会”的念头。1月2日，他在东京观看了由著名演员市川海老蔵主演的歌舞伎《信长》。《信长》描写了日本战国时代武将织田信长的一生。由于织田信长是小泉十分尊敬的历史人物，因此有记者问小泉：“看了织田信长的人生对今后施政有什么好处吗？”小泉说：“战斗没有结束，无论在什么年代，人注定要与一些东西战斗。”这场演出似乎为小泉吹响了战斗的号角。1月4日，小泉在新年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就参拜靖国神社问题批评中韩，称外国政府把“个人心灵问题”上升为外交问题令人难以理解。

　　小泉的语言和行事风格在日本人看来已不新鲜，但却始终能“给人以力量”。他的“名言”有“砸碎自民党”、“不要阻止改革”、“这是我的信念，即便为此被人杀掉我也要干”……2005年9月，小泉在接受英国《泰晤士报》专访时说：“我从一个武士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他每天都面对死亡，其中有许多教训可以吸取。”小泉所说的武士就是织田信长。在施政方面，小泉彻底颠覆了日本政治中的妥协原则，做事不留余地、甚至斩草除根。为了迫使国会通过邮政民营化改革的议案，小泉不顾重重阻力解散国会、提前大选。对于反对邮政民营化的自民党议员，小泉亲自网罗知名人物在相应选区与之竞争，被日本媒体称为“刺客战略”。在外交上，小泉也刻意打造自己的武士形象，对靖国神社问题，他如同“看透生死”、寸步不让，这种态度在日本民众中掀起了一股股“靖国潮”。对美国，小泉则沿袭了武士“服膺强者”的传统。2005年11月，美国总统布什访日期间，小泉多次表示，巩固日美同盟是日本外交的核心。布什夫人劳拉还在日方的安排下用毛笔写了一个“永”字，似乎表明美日可以“永结同心”。这让人想起了2002年布什访日时，小泉为他准备了一场古代武士表演，那场表演令布什印象深刻，因为“武士”们列队走过贵宾席时，小泉起立并鞠躬表示敬意。有人对小泉的言行感到困惑，但从日本首相官邸公布的材料中似乎能找到答案。这些材料显示，小泉最尊敬的人是吉田松阴和英国首相丘吉尔。吉田松阴是江户幕府末期倒幕维新运动和民族扩张理论的“宗师”，他的“忠魂不灭”说催生了日本新武士道的产生。

　　统治者不断丰富武士道内涵

　　武士道在日本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镰仓时代。那时的武士阶层已成为社会主导力量，但在文化上还是受到佛教和神道的影响。佛教赋予武士道以平静地听凭命运的内涵，对不可避免的事情恬静地服从。神道则教武士忠于主君，尊敬祖先。第二阶段是江户时代。随着儒教思想在日本的传播，统治阶层为稳定社会秩序，在传统的武士道精神中加入了仁、义、礼、智、信等人伦五常观念。第三个阶段是明治时代。此时武士道最突出的特征是提倡效忠天皇而不是主君，崇拜残忍、歌颂殉死。明治维新后，虽然武士阶层消亡，但武士道精神变为日本国民的普遍伦理，并最终被军国主义分子利用，成为对外侵略战争的精神支柱。

　　武士道找到了重生的土壤

　　战后美国主导的日本民主改革摧毁了天皇体制，也摧毁了武士道赖以生存的社会和政治基础。战后的日本强调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价值观，这使得武士道精神蛰伏了几十年。目前，这种精神再度苏醒，主要有四个原因：

　　首先，冷战结束后，日本国内保守与革新两条道路的对立也随之终结。新保守主义政治家欲“重建日本的精神”。2000年，森喜朗在担任日本首相时，公然宣称“日本就是以天皇为中心的神的国家”，这种理论和明治维新后的武士道精神如出一辙。

　　其次，武士道精神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强调本集团利益的绝对优先性。二战期间，武士道强调“忠君”，其他的所谓“仁”、“义”等价值观是从属于“忠”的，对被占领国的人民，这种“仁”、“义”并不适用。冷战结束后，日本不满经济大国的地位，而要求政治大国化，企图在不彻底谢罪的前提下解决历史问题，强调本国的绝对利益，蔑视他国人民的感情。这样的国家战略正好和武士道精神的封闭型价值观体系相契合。

　　第三，日本的改革需要有强大的领导力，而武士道精神能提供这样的精神力量。日本战后经济的飞速发展，给日本带来富裕的同时，也使日本的“官商勾结”及浪费型财政体制等弊端发展到极致。日本要彻底改革就需要有一个“克己奉公”、能带领国民走出困境的“武士”，小泉的某些品格和这种要求相契合。因此，在小泉的领导下，日本民众的现实利益虽然并没有多少增长，但小泉的最低支持率仍大大高于以前的日本首相，这其中就有民众对小泉能力的“信仰”，而这种信仰就是以小泉身上的武士道精神作为支撑的。

　　第四，民众对现实不满是一个重要原因。日本当前可以说处在一个激烈的变动时期，不少上了年纪的人都明显感到现在的日本社会已经不像从前那样井然有序。一位日本政治家在回顾2005年时这样写道：“今年发生了日本铁路福知山线的事故以及多起残害儿童的犯罪，真想让日本重新变得既安全又让人安心。伪造房屋抗震构造的问题暴露出日本人所引以为豪的正直和认真细致的品质已经丢失。日本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这么堕落的呢？我痛感有必要复兴武士道精神，重新塑造一个令世界尊敬的日本。”

　　在日本开始复苏

　　武士道作为一种思想体系不只存在于首相小泉的头脑中，它在当今的日本社会已开始苏醒。在日本向伊拉克派出自卫队后，《产经新闻》的记者团赴伊采访，并将采访内容汇编成书，书名叫《来自武士道之国的自卫队》。这个书名来自一次训话，一名叫番匠幸一郎的自卫官对自己的下属说：“来自武士道之国的自卫官们要纪律严明、堂堂正正地去执行任务”。在经济界，被称为“日本经济界首相”的日本经团联会长奥田硕与日本著名柔道家山下泰裕合著《与武士道共存》一书，认为日本要摆脱经济至上主义和拜金主义的泥沼，就要学习武士道精神中的“美德”。在文化界，前一段时间热映的好莱坞大片《最后的武士》在日本掀起了一股“武士潮”，“武士”成了人们热烈讨论的一个话题。此后，日本投巨资拍摄的战争片《男人们的大和》开始放映，并在日本引起了轰动。这部影片描写了二战期间，日本军人是如何在战略舰“大和”号上作战的。由于影片的导演和演员十分有名、场面宏大、剧情细腻，很多看过这部电影的日本人既感到电影内容逼真又觉得人物的精神感召力很强，演员身上很有旧军人那种武士道的感觉。为此，日本方面特意给中国记者发票，邀请他们看这部电影。据看过这部电影的中国记者讲，这部片子很容易让人忘记那场战争的性质。除此以外，为日本人挖掘武士道精神的还有靖国神社。它通过战争展览、举办各种活动以及定期公布二战期间日本兵写给家人的书信来告诉日本人，那些发扬武士道精神“为国捐躯”的日本人是“英雄”而不是“战犯”。

　　在内政上，日本执政的自民党一直追求修改《教育基本法》。该法修改的关键是在法律中增加“国益”（即一切以国家利益为中心）的内容，因为保守派政治家认为战后的民主主义教育使日本失去了“国魂”，导致出现了道德沦丧等社会问题。在外交方面，小泉经常“悼念那些被逼无奈而牺牲的日本国民”，却绝口不提那些被日本军人屠杀的中国军民。这种自闭型心理导致日本出现了内向型外交———和别国缺乏协调，不承认国际普遍的价值观，只强调自身的利益和独特理念，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到对方头上。

　　武士道将把日本领向何方

　　注重武士道精神，有可能将日本带出国内政治改革的困境，但却会使日本外交陷入更大的困境。因为武士道是强调绝对忠于本集团利益的封闭型思想体系，这种国家主义外交的负面影响正在慢慢的显现出来，2005年日本的外交失败就体现了这一点。

　　对此，日本媒体有清醒的认识。《朝日新闻》在今年的元旦社论《如何活用武士道》中指出，如何与日本的近邻相处对日本而言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日本应该破除武士道精神的封闭性，应该将孔子的“仁”的忠恕之道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思想发扬光大，将对本国本系统之外的人和弱者的同情列为首要价值。因此，日本的首相不应该进行参拜靖国神社这种强调本国的绝对利益，丝毫不顾二战受害国人民感情的行为。▲

　　《环球时报》(2006年01月06日第七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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