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付克友
震惊全国的“欣弗事件”，目前已造成数人死亡，本土也不断爆出怀疑因注射欣弗产生不良反应甚至死亡的案例。(本报近日连续报道、今日05版)
“欣弗事件”，暴露了药监体系现存的种种弊端和漏洞，而信息公开制度的缺乏，
乃是其中最大的软肋。
据悉，卫生部7月29日就已到阜阳调查此事，证明事故早就发生，安徽省药监局和卫生厅等部门却没有向公众及时通报。网友批评说，这些部门“根本就没有真正做到政务公开”“遇到危机就遮遮掩掩”。不过，相关部门也有说法，安徽去年对流行性乙型脑炎和泗县疫苗事件的信息披露十分及时，在全国引发轩然大波，但最终的结论却是“乱披露”和“一场闹剧”。有了这两个前车之鉴，相关部门在此次信息披露中才“稍显迟缓”，直到8月1日被媒体曝光后才“被动出面”。
政府部门作为权威的信息提供者，当然要公布准确的信息，安徽相关部门的谨慎心态可以理解，然而其辩解却是没有道理的。因为这两个所谓的“前车之鉴”，完全是公布的信息有误和经验不足所致。比如，乙型脑炎事件，所涉季节是此类病症高发期，年年如此，只不过往年没有披露相关信息，结果突如其来的披露引发民众恐慌。这说明了什么呢？只能说明两点：一是政府公开信息不充分，公布的方式也存在问题，令公众产生误解；二是信息公布还没有形成制度和惯例，政府部门往年没有履行相关职责，欠了旧账。泗县疫苗事件，同样存在类似问题，如果政府部门及时介入，提供权威信息，就不会有群体心理心因性的“一场闹剧”产生。
因此，这样的“前车之鉴”，根本不能和“欣弗事件”相提并论。有关部门不能因为以前工作中存在失误，就连信息公开的职责和公众的知情权也一并放弃。要知道，“欣弗事件”人命关天，早一日公开信息，就可以令有潜在危害的药物得到及时控制，令产生不良反应的患者得到有效治疗。 事实上，不只是安徽有关部门，甚至卫生部也存在信息公开滞后的问题。
在经历非典之后，人们对“谣言止于公开”已经达成共识。有关部门对于“民众恐慌”的担心是没有必要的。按社会学的观点，谣言传播的过程是一种集合行为，人们接受谣言的过程也就是接受信息的过程。如果政府部门不能及时发布权威的信息正本清源，那么谣言就会找到生存土壤大行其道。毕竟现在是信息时代，公众接受信息的途径很多，甚至包括网络、手机。有关部门虽然能暂时控制和封锁事件信息传播的正规渠道，却无法控制和封锁事件信息传播的非正规途径。更严重的是，事件最终的披露还会造成公众对政府部门的信任危机(如网友对于安徽两部门的严厉批评)，可谓得不偿失。
反过来，如果监管部门在第一时间发布信息，就可以让公共卫生事件有一个“预热”的过程，使信息的公布循序渐进、层层深入，这样对公众心理造成的冲击显然更缓和。而对公众知情权的保障，也有助于杜绝或减少谬种流传，并更有利于民众配合政府部门的举措，同心协力应对危机。所以我们看到，在“欣弗事件”公开后，并没有扰乱民众心态，也没有影响社会安定；相反，民众由于获悉了政府部门的权威信息和媒体的充分信息，心态平和地等待事件调查真相。
在突发事件中，信息是否公开，信息如何公开，考验着政府部门管理公共事务的能力。“欣弗事件”让我们看到在公共卫生事件中，信息公开存在的不足，这其实也是现有药监体系存在的最大缺陷。因此，希望在药监体系的完善过程中，信息公开能早日成为一项惯例性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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