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多月的时间，诗歌似乎又成了公共话题。只不过这次的亢奋点，有点《疯狂的石头》里的那种一根筋式错乱。
先是中青报2006年9月初刊发了两个实习生的文章——《中国诗界20载冷暖自知》。该文以一种悖离事实的主观口吻对现代诗现状做了曲解性悲观描述。
接着登场的是轰动网络与平媒的“恶搞赵丽华”事件。有好事者甚至发明了用以仿写“梨花”体的诗歌软件。其间，被恶搞者的家人及日常生活受到空前骚扰，不少诗人为此在媒体上对赵进行声援。至此，恶搞事件已经牵涉到了三个亟待媒体与公众正视的核心话题——A、网络时代，人们对现代诗歌审美分歧的表达方式与尺度；B、舆论有无权力和必要干预艺术家创作的自由；C、恶搞者对恶搞对象生活的介入与伤害。
不仅仅是被恶搞的赵丽华有人声援，恶搞她的人也是支持者众，其中包括拥有大量粉丝的前少年商业写手韩寒、现役足球记者李承鹏等。但显然这两人的声音已经不仅仅局限于支持恶搞，而是把挑衅的矛头对准了现代诗。
与此同时，一场由在京诗人发起、以声援赵丽华为主题的现代诗朗诵会在北京某书局举行，会场一度出现短暂失控，某媒体因此进行曲解式的报道，记者在尚不能准确介绍所采访诗人的成就与文学经历的前提下，坚决地将他们塑造成了要么灰心丧气表示准备不写、要么茫然不知所措的“迷惘的一代”……
上述热闹一旦联系起来，作为诗歌在当代社会生存的大背景中的一部分来看，是使人震惊的：经过20年的创富煎熬，国人已渐渐开始习惯以一种物化的、市井的思维方式来衡量和评估人文与艺术创造！这可能要比所有知名不知名的恶搞参与者身上那些文革式的借无知的撒泼、对中小学多年来僵化式诗歌启蒙的因袭，以及个人为补偿早年文学失意所滋生的报复性敌意等——要更对一个民族的精神有害。而且与40年前相比，这一波蒙昧大潮是以自发、言论多元的名义到来的。这值得每一个从事文化与人文工作的人去研究，更值得每个受过现代文明熏陶的、有良知的国民警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