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血感染离乡出走 "铜山现象"拷问艾滋防治机制(4)

　　记者了解到，医院答应赔偿并分期付的那10万元，只针对已发病的感染者，没发病的要等到发病时才给。而且对执意想通过法律途径解决的，不同意签合同的，不给任何补助。对于那些在医院找不到病历的感染者，补偿金一般是7万元，也分三年付清。这让很多未发病者无法接受，更让没签合同的感染者陷入焦虑。他们说：“艾滋病发病是很快的，等发病时再让我们治疗，那就晚了。我们现在也吃政府发的免费药，可经常会发烧起疱疹。我们不想这么快就死啊！”

　　在记者交涉下，铜山县政府派出了以法院、县政府艾滋病专门协调小组和卫生局三方组成的三人小组，接受记者采访。县卫生局副局长祖桂兰在谈到赔偿问题时一肚子苦水：“这个赔偿额我们不可能再变了。我们在全国都算给得多的了。很多艾滋病人要求的赔偿额太高，而艾滋病人又比较多。如果一两个还赔得起，这么多人，赔偿能力确实是个问题。”

　　“但不管什么情况，我们医院该承担的就要义不容辞，虽然有规定是5万至10万，但我们都按最高数额给的。我们的补充协议也有，条件好点的、病人少点的医院，就多给点；效益不好的、发不出工资的医院，可少给点。”祖桂兰还介绍说，因为病人多，医院无力一次性赔偿，所以采用了分期的形式。很多没病历证据的感染者，也都给了赔偿。此外，民政部门还将所有艾滋病人的直系亲属纳入了低保，今年8月已开始落实。

　　采访中记者看到了一份徐州医学院司法鉴定所为顾勇的后续治疗费做的鉴定书，鉴定书表示：后续治疗每年约需2.5万元—3.5万元，若病情发生机会性感染，需住院治疗，费用每年不低于3.5万元。记者了解到，目前很多发病的感染者已花去至少六七万元，且这些花费，不是贷款就是从亲友手里借的。所以后期的治疗如果就目前铜山县的补偿来看，确实是杯水车薪。拖延、漠视、无奈不是我们的选择这些因输血感染艾滋病的农民，在十年后病情暴发的今天，他们受到了周围人的排挤和冷落。

　　记者来到该县大许镇感染者李枚家时，大门紧闭。她的丈夫阎忠用力敲了很久门，李枚才慢慢把门打开一条小缝，见是自己丈夫才打开了门。随后铁门闩一声脆响，大铁门在寂静的午后有些夸张地打开了。风从门外呼地涌了进去，吹起她的衣角，露出了她干瘦的肋骨，她不禁打了个寒战。李枚看起来很虚弱，但毕竟刚33岁，憔悴的病态仍掩不住她年轻的气息。李枚是1995年跟家人赌气喝农药，在大许医院洗胃后输血感染艾滋病的。2002年，她身上开始出疱疹。2005年10月，开始高烧不退，经查才知染上了艾滋病。

　　李枚说，得病后村里人都躲着她，就是娘家人也都不敢和她来往了。时间久了，她自己也不敢出门了，一怕村里人躲避的样子；二是时间长了，自己都觉得自己有问题，好像真的一出门就会把人传染一样。正说话时，风吹开了大门。因为我们就坐在院子里，她惊恐地喊丈夫赶紧把门关上。“我自己倒没有什么，现在孩子那么小就整天很忧郁，最担心的就是孩子。”

　　采访中，记者最担心的是如何控制传染源的问题。在记者掌握的这三十多个感染者中，由于大部分是青壮年，且以女性居多，面对无辜的感染和生活的困境，一些还没发病的和轻微发病的人正准备去城里打工，想赚点钱贴补家用。李枚也透露了她正收拾行囊准备去打工的事。

　　几个感染者的丈夫说：这个问题政府该不该管？该不该保证她们的生活使她们安定下来？据他们介绍，那个不满18岁的女孩玲玲一直在徐州打工，做餐饮服务员，而她不可能告诉别人她是艾滋病感染者。

　　对于感染者外出打工，铜山县卫生局副局长祖桂兰表示：我们不能限制艾滋病人的人身自由，所以只能在宣传上下功夫。

　　经记者调查，传染源的控制还存在另外一个问题。记者发现，一些感染者因为没钱不能去医院治疗，在出现一些轻微症状后，他们就去村里诊所打抗生素维持。很多人因为担心受到歧视，或者怕治疗遭拒，所以一直隐瞒着病情。而这些人用过的针管，就被扔在卫生所院子里，而收垃圾的人毫不知情，这些医疗垃圾的走向更让人担心。还有一些感染者因公开了病情，村卫生所拒绝为他们打针，无奈之下他们就自己打，用过的针管就扔到路上。李枚的丈夫阎忠说：“我常常为这个担心，因为农村的小孩都喜欢玩土，喜欢玩那些扔掉的针头，如果不小心划破了手指，就有可能被传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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