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社民党如何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执政六十余年 提倡平等、福利、合作

　　瑞典社民党如何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本报记者 史哲 发自北京

　　瑞典是不是离中国很遥远？6月8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问瑞典，这是建交57年来，中国最高领导人对瑞典的首次正式访问。

　　不过，对这个遥远国度了解得越多，瑞典模式的“平等”与“福利”越能唤起中国人关于“社会主义”的遥远记忆

　　瑞典社民党高扬社会主义旗帜

　　“感觉上，瑞典的社会形态真得很接近社会主义。”上海大学生钱岑这样描述瑞典。她游历过福利政策出色的法国、德国，但瑞典的这种感觉显然更强烈。据介绍，许多到过瑞典的中国人大多有着与钱岑相似的感觉。

　　“瑞典没有真正的穷人，表面上很难看出明显的阶层分化。”瑞典人的收入差距小，住房上力求保证人人有房。此外，瑞典还有全免费的教育和近乎免费的医疗。如果因病无法工作，还能获得至少75％的工资……

　　对于接触过“经典社会主义”的人来说，资本主义瑞典无疑有着一副迷人的“社会主义”面孔。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的瑞典社会民主工党(简称“瑞典社民党”)，高扬着以平等与福利为主要特征的“社会主义”旗帜，在前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走下坡路的时候，瑞典模式却渐渐被世界所认可。前苏联为此派出了众多学者、官员到瑞典进行调研。

　　“社会主义旨在福利”

　　不过，瑞典留学生佩尔松对此的看法有点模棱两可，“这个问题可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讲清楚的”。

　　瑞典商业的85％、制造业的94％属于私人，从生产资料所有制来看，瑞典当然是资本主义国家。但如果只看社会分配以及不同阶层的相互关系，瑞典则更接近社会主义。

　　其实，体现社会平等的瑞典福利体系可不只包含社会主义的元素，它也同样有来自传统的社会理念。早在1847年，瑞典就有了首部《穷人法案》，声言“让每个贫民吃饱饭是每个城市义不容辞的责任”。

　　但把瑞典建成现代福利国家无疑是由瑞典社民党引领并完成的。上世纪20年代，瑞典社民党领导人汉森曾说过，社会主义旨在福利，福利是社会主义的象征，并由此成就了瑞典模式。在经过60年的培育之后，普通人已很难抛弃现有福利体制去追求新自由主义。2006年美国《新闻周刊》曾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和杰坦福兹做过民意调查，结果只有一个55岁的农民对制度表示了不满。

　　即使社民党的政治对手也无法撼动福利制度。2003年，代表右派的温和党曾公开挑战福利制度，但在大选中惨败。2006年当它卷土重来，小心翼翼地表示“我们喜欢瑞典现有的东西，但应适度进行调整”，这才击败了社民党。甚至有评论家认为，温和党之所以能获胜，是因为它比社民党表现得更像过去的社民党。

　　放弃暴力 强调合作

　　一个公开强调社会主义的政党——尽管每次提到“社会主义”一定会加上某些限定以同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相区别，能够在资本主义瑞典先后独步政坛六十余年，并把这个资本主义国家改造得越来越社会主义，让其理念成为社会的共识，做到这一点无论如何都属不易。

　　瑞典社民党的总部位于斯德哥尔摩Sveavagen大街68号，它的党史展览室里至今高悬着马克思、恩格斯的画像；在任何场合，瑞典社民党都不忌讳说，马克思主义是该党的最核心的理论指导；它的党纲和党章，虽然经过多次修改，依然能清楚看出早先的模样———直接脱胎于恩格斯指导建立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党纲和党章。

　　瑞典社民党成立于1889年，正值社会主义运动高涨时期。尽管其最初的目标是“彻底地改造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组织并实现工人阶级的社会解放”，但瑞典社民党的“暴力”色彩始终不那么强烈，反而更强调合作。比如，瑞典社民党是欧洲最早与农民联合的社民党。刚成立25年，社民党就成为瑞典议会第一大党，参与了对国家的管理，这当然也是政党妥协的结果。

　　早期议会斗争常常充满着无奈。上世纪20年代，瑞典社民党有三次单独组阁，但结果却发现不但无法实现其党纲中“取消私人资本主义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并将其置于社会控制与占有之下”的目标，甚至连对失业保险做些小调整都做不到。但是，困惑之余的瑞典社民党最终还是向社会达成妥协，调整了自己的政策目标。

　　平等、福利——花多少钱能买得到

　　1928年，社民党领导人汉森提出了“人民之家”计划。他把国家比作家庭，汉森认为：“好的家庭不会认为任何人是优先考虑的或者是不被认可的；它不会承认任何人的特殊利益，或者把任何人当作后娘养的孩子。”

　　汉森希望通过普遍的福利来克服资本主义制度的缺陷，手段是运用国家力量实现国民收入的再分配。首先使劳动者在经济上免于压力，而其最终目标则是政治上的平等、互助与民主。汉森相信，社会主义首先是国家与社会旨在为人民创造良好的社会条件的努力，而且，也不一定要通过剥夺资产阶级来实现，因为在一个平等、民主的社会中，经济寡头的统治必然失败。“人民之家”对“平等、福利、合作”的强调，成为瑞典社民党长盛不衰的法宝。

　　1932年，在汉森成为瑞典首相后，他把这套理念运用到实际政策中。七十多年中，这一理念不断接受选民的检验，有两次社民党已被赶下了台，不过简单的修正与调整之后，选民总是会重新聚集到社民党旗帜下。

　　在中央党校教授杨玲玲看来，“人民之家”的成功占了天时、地利和人和。首先是瑞典的工业革命到来较晚，资产阶级的力量并不强大，而新兴的工人阶级却得以很快壮大；其次，社民党真正表现出执政特色是在经济大危机后，运用国家手段干预经济正逢其时；最后，妥协是瑞典政治的一大特色，往往不采取激烈的方式，用现任瑞典驻华大使林川的话说，“我们的方式就是更多的折中，避免争斗”。

　　有人说，瑞典今天的平等与富足全拜高税收之赐。瑞典税收的确很高。收入累进税最高可达88％，如果一个瑞典人每月收入是20000瑞典克朗，那么他纳税的税率为45％。目前瑞典税收占GDP的比例是71％。

　　但这样看问题未免略嫌片面，试问：活得长久一些的自由，免于生病无着的恐惧，免于匮乏的恐惧，获得有适当报酬的就业机会，在和平的、无犯罪的社区生活……所有这些，究竟花多少钱能够买得到？

　　1972年时，前瑞典社民党领袖、政府首相帕尔梅曾说：“瑞典社会现在还不具备社会主义社会制度所需要的那些基本条件。”瑞典社民党第31次代表大会也不再明确提“社会主义是奋斗目标”。不过，马克思的画像依然高悬在瑞典社民党总部，许多瑞典人知道，瑞典的今天与这个人密切相关。

　　(外交部专家高锋对本文亦有贡献，特此致谢。)

　　(相关分析和评论见B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