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模式五辨

　　□丁刚

　　1.全民医疗保险体制、全民就业、全民养老金体系……全民的意思就是要加大投入，让最需要照顾的人得到照顾。

　　不准确。全民享有的核心是平等。比如，中国每千人平均有1.5名医生，拥有3.1张病床。瑞典差不多每千人有3.1个医生，拥有3张病床。与瑞典相比，中国的公共卫生资源有一定差距。但更大的差距还是公平方面的差距。瑞典的医疗投入和分布几乎没有什么城乡差别，而在中国，拥有35％人口的城市占有85％的医疗资源。上海徐汇区每千人拥有医生5.22人，就远远超出了瑞典的平均数。所以，全民医疗保险其实并不完全是一个投入多少的问题。

　　2.工会力量强大会更多地出现劳资矛盾，甚至会更多地引发罢工。

　　不准确。不久前，瑞典工会领导人就讲过这样的话：罢工是“最后的手段”，只有到了要维护宪法的时候才能使用。在他们看来，工人的利益可以通过谈判获取，而罢工往往会造成两败俱伤。当然，这样做的前提是，工会必须要有紧密的团结，能对国家政治有足够影响力，而劳、资与政府三方亦应有明确的定位，特别是政府扮演的“中间人”角色更是不能混淆。

　　实际上，当福利社会开始形成时，工会就已经从一个利益的争取者，逐渐地演变为利益的获得者，他们的责任更多地是在现有体制中，更有效地维护自己的利益。德国学者考夫曼认为，工会成功地为广大人民群众在企业中和政治生活中遵守纪律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而现在制度的正常运转有赖于他们的忠诚。在大多数国家里，工会不是把自己的力量用来阻碍经济增长，而是朝着相反的方向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即让雇员们学会接受劳动关系的不断变化，而这些变化是提高生产力的经济现代化所必需的。

　　3.高福利会养懒汉，使人们产生对社会保障的依赖症。

　　不准确。实际上，在1950年到1980年这段时间，瑞典的经济增长率保持了相当高的增幅，而这段时间恰恰是瑞典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并开始发挥作用的时期。优厚的福利确保了社会和谐，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从历史上看，早在19世纪瑞典开始建立社会保障体制时，就引发了资方的强烈批评。而在上世纪80年代初，瑞典又再次出现了“福利养懒汉”的抱怨，并直接引起了反对党人士提出的在医疗等领域全面实行私有化的改革要求。

　　对这样的论调，社民党的反驳相当有力。瑞典社民党前领袖卡尔松曾十分清晰地阐述他的看法。他说，瑞典社会的确有一部分人是在依赖福利，但这部分人大多是失业者和低收入者，他们无法养活家人。如果想让这一部分人不依赖社会福利，惟一可行的办法就是提高他们的工资，或者是帮助他们找到有足够收入的工作。卡尔松接着说，问题恰恰就在于，那些反对依赖福利的人往往也是支持拉大工资差距的人。他们更多地强调竞争，更愿意减少最低工资水平而不是提高。

　　不言而喻，卡尔松这番话的意思是，正是这些人在制造更多的不得不依赖社会保障的人。也正因为如此，才有必要通过再分配来确保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领域的公正，确保给这些人提供重新参加工作的条件和机会。这就是当年瑞典社民党建设“人民之家”的初衷。社民党中类似的观点还认为，

　　4.改革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需要逐步探索才能找到方向。

　　不准确。改革的确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需要一定的条件，也需要创造各种各样的条件。但我们可能更多地关注瑞典模式成功的条件，而忽视了一个可能更值得重视的问题，即这个工程从一开始就有一个明确的目标，这个目标就是要通过分配领域的改革，建设一个公平的社会。社会福利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以及社会体制的走向。在这个大目标下，瑞典社民党不断地通过探索，构建起独特的福利模式。在这个过程中，瑞典人没有采取一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方式，而是紧紧地围绕着大目标做文章，发现与目标不符，就赶快改过来。比如，有些学者也曾建议瑞典学习美国的一些经验，社民党人却非常慎重，原因就在于，美国模式与瑞典模式有着根本的不同，对美国有效的方式，对瑞典未必有效。

　　5.全球化给瑞典这样的高福利国家带来严峻挑战，瑞典未来只有减少福利才能提高

　　不准确。福利体现的是保障体制，有保守的一面，但也有积极的一面。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崛起给瑞典继续保持高福利的体制带来了不少挑战。但也应当看到，全球化的进一步深化，瑞典模式所体现的理念给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带来的挑战会更加严峻。欧盟将越来越不能容忍竞争对手以低水平的工资、福利和社会保障来进行竞争。他们要保卫的不只是工资制度，更是生存理念和维系社会稳定的体制，这或迟或早会波及到中国。当我们在用廉价商品向欧洲发起一轮又一轮的冲击时，瑞典等欧洲福利国家也在用类似于集体谈判的模式来影响我们。相对说来，我们的冲击力在短期内可能更有力，却缺少可持续性；而瑞典等欧洲国家的影响将是深远的、长久的。因为像瑞典这样的工资谈判制度实际上体现了全世界所有劳工的共同愿望：更稳定的工作与更体面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