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计算正义的成本

　　■法眼

　　□徐晨(武汉大学法学院讲师、法学博士)

　　6月14日的南方周末刊载了一篇《正义的成本》的文章，从经济学的角度，认为花10块钱去抓偷窃1块钱的小偷不值得。这很容易让人产生误解：如果花10块钱去抓偷窃1块钱的小偷不值得的话，是不是就不用去抓了。“值不值得”和“去不去抓”是容易产生混淆的概念，这里的关键在于你是以静态的视角还是以动态的视角来看待这个问题。

　　从纯粹静态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是事后简化的一道数学题，即10块钱和1块钱孰大孰小。然而，法律关注的不仅仅是事后的成本计算，更为重要的是预防违法和犯罪。从动态的角度来看，小偷虽然只偷窃1块钱，但是，这个小偷存在一定的社会危害性，小偷也许偷了1块钱后就金盆洗手，也许会得寸进尺再行偷窃。在我们做这道数学题时，实际上是事先假定小偷只偷1块钱，而法律是从动态的角度去考量小偷不确定的社会危害性，这种预防违法和犯罪的考量是无法以1块钱来计算的。此外还有无法量化的问题，如生命价值和精神损害等。

　　假设一名警察发现偷钱包的小偷，他去不去抓呢？按照经济学的思路应该开始计算“值不值得”了，但问题在于警察无法预先估算事后所耗费的司法资源。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经济学和法学的分野。经济学往往是根据经验数据作出事后判断，并提供一个有假设前提的行为选择模式。经济学只告诉我们10和1的数量关系，但并没有解释两者的社会意义以及它们是如何产生的。而法律则提供一整套社会的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在面对一个存在各种可能性的世界，法律所提供的标准和规范为我们预设了行为的方向。一个警察看到小偷首先要做的是去抓小偷，而不能先假设成本和风险而拒绝抓小偷。因此，与经济学不同，法律更侧重于在合理司法资源的“价格”——正义的成本还无法确定的情况下我们应当如何作出行为选择。

　　对于偷窃行为，我们需要投放多少司法资源才算是合理的呢？对此经济学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有效的分析框架：通过“政治市场机制”来合理配置司法资源。偷窃者侵犯老百姓的利益，老百姓可以通过选举制度、法律救济或者社会舆论等方式来向政府施加压力，政府就会根据有限的社会资源对偷窃者采取不同程度的措施。正义的成本问题实际上转换为如何运用有限的司法资源来处理重要的社会问题。然而，没有民意的力量，政府就不会有合理配置的压力。因此，一个社会越是趋向民主，正义的成本就会越合理。现在，很多部门喜欢事前定指标，如破案率、控制安全生产的“死亡指标”(见南方周末2007年5月24日《“死亡指标”是怎么算出来的？》)以及罚款定指标等等，这些指标都不是反映民意的“政治市场价格”，而是计划管理思维的再现，更是政绩的要求和权力逻辑的结果。如今经济领域转向了市场竞争模式，我们不会去规定一双鞋子的价格；而如果政府管理领域引入政治市场机制以促进政治竞争，那么正义的成本就会由民意这只“看不见的手”来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