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发和法袍并不能确保正义

　　■法眼

　　□邓子滨(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副研究员)

　　自17世纪以降，英国专业法律人士在法庭上一直戴着马尾制成的卷曲假发。但英国高等法院院长菲利普斯勋爵近日发表声明，在非刑事案件中无须戴假发出庭。

　　如果说“敌人武装到牙齿”、“美女武装到趾甲”，那么“法官武装到头发”。武装到牙齿意味着凶恶，武装到趾甲有助于美丽，武装到头发看上去庄严。如果有人们的广泛确信作基础，原本“看上去是这样”的东西也会变得真实。试想，医生只有穿上白大褂，才好坐在诊室里开药方，患者才笃诚地向他诉说病情；而法官如果头戴假发、身披法袍，的确比身着T恤看上去更庄严。庄严是为了显示权威，进而是为了昭示公正——权威并不直接等同于公正，但若没有权威，公正恐怕难于令人信服。因此，假发和公正，神秘地挂起钩来。

　　就像白色的

婚纱不能保障纯洁一样，身披法袍也不能确保公正。法官的衣着、法庭的环境、审判的程式，都是一种符号，它让身处其中的人们心生肃穆，进而将法庭的庄严潜移默化为对法律的敬畏；它让被告人心中畏忌，促成“我是罪犯”的自我归类，进而认罪服判。不过，符号毕竟是符号，它可能有助于公正，但它却不可能是公正本身。过分强调服饰的符号意义，可能因架空了内容而最终走向反面。“解放区”曾经提倡的田间地头进行的“马锡五审判方式”，正是痛感“国统区”法院的道貌岸然而进行的革命性尝试。这种对符号的否定，走到极端就是后来的彻底“砸烂公检法”。

　　改革开放的过程同时也是恢复法制的过程，法官服装的符号意义重新得到肯定，甚至为了强调这种符号意义，法官曾经带过“大盖帽”，这是专政和斗争话语下必然的装束。与这种装束伴生的是一组类似司法“战线”的军事术语。今天，法制——更准确地说应当是法治——正在走向成熟，军事术语还在逐步被法言法语取代的过程中，“大盖帽”却已然被法袍所取代。但是，法治成熟时代的人们应当看到，就像“大盖帽”不能确保正义一样，假发、法袍也不等同于良好的司法制度本身。在整个司法制度的构建和完善过程中，法官、律师穿什么衣服很重要，但不是最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