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1932 广州海归 毕业牛津助建中国首个“法医基地”
原标题：1932 广州海归 毕业牛津助建中国首个“法医基地”
一提起法医，人们总是会想起“让死人说话”这句流行语。就像前天中午，我一边捧着饭碗看《犯罪现场》里法医与受害人头骨“四目相对”的重口味镜头，一边情不自禁地想起，在七八十年前甚至更早的年代，检验技术远不如现在发达，那时的法医是怎样“让死人说话”的呢？带着这样的问题，我一头钻进了故纸堆，结果不但领教了古代“法医”蒸煮人骨破案的独门绝技，还发现了一个南粤海归组建中国第一个法医研究所，推动近代法医检验技术转型的传奇故事。
采写／广州日报记者王月华 图/fotoe
古代法医
大瓮蒸煮人骨
寻找破案线索
作为一个特别有好奇心的女生，十几年前上法学院的时候，我一度动过学法医的念头，后来发现人家只招医学院的学生，而且要苦学五年，什么解剖、病理、毒物、临床、内科、外科都要学，顿时气短了一截。
古代“法医”大多没读过书
不过，现在做法医才有这么高的门槛，要回到100多年前的老广州，“法医”这个行当主要是由身家清白的农民来干的，而且那时也没有“法医”这个称呼，受衙门派遣，出现场、验伤验尸的差役被称为“仵作”。其实，在当时的殡葬棺材行业，也有“仵作”这个行当，但那不过是替人收尸而已。让人郁闷的是，后者还算是良民，子孙后代可以正常参加科举考试；一旦进了衙门，干了尸检这一行，就成了贱民，四代以内的子孙不能参加科考，而一年6两银子的工食银，只能勉强混个肚儿圆。所以，不是特别为生计发愁的人，谁也不会想去干这倒霉的差事。
读者或许会说了，验伤验尸这样专业的事，交给没受过教育的农民，听着实在不靠谱。当政者肯定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根据《钦定大清会典事例》，每个州县的仵作上岗前，先发一本我国法医鼻祖——南宋提刑官宋慈所著的《洗冤录》，要求认真学习。
番禺仵作熟谙骨检被嘉许
可就算是这样，有些仵作因为缺乏心理准备，初出现场时，往往吓得魂飞魄散，有的甚至被惊吓至死，有的出了一次现场就逃之夭夭。说起来，广州毕竟是省城，与其他地方相比，仵作水平更高，胆子也更壮。在《粤东省例新纂》第七卷中就有一篇题为《移借仵作》的文章，其中提到，番禺县（昔日广州省城分为番禺、南海二县管辖）仵作，熟谙检验，各州县遇有疑难案件，可以请其参与调查，事毕给予厚赏。
解剖尸体是现代法医的主要业务之一，但在百多年前的广州城里，解剖还是大忌，仵作多是通过尸表检验，来推断伤害。但若是陈年旧案，尸身已腐烂殆尽，只留下一副白骨，仵作就要施展检骨绝技了。简单来说，就是挖个地窖，或找一个大瓮，将骨头洗干净后，与醋一起，放进去，或蒸或煮，烧滚后再拿出来，细查有无破裂、血痕，骨头色泽有无变化，以推断生前受伤或中毒情况。仔细一想，这个场景还是满“重口味”的，不知刚做完骨检的仵作，端起排骨汤的时候会不会有点不适应？
（注：本文参考了《罗文干与中国早期的法医研究所》、《法医青天——林几法医生涯录》等文章。）
近代变革
法学精英三度坐牢 出狱支持法医拓荒
到了20世纪初，随着现代医学尤其是解剖学、细胞学和显微镜的传播，由没多少文化的农民仵作来主掌犯罪现场调查，就显得越来越不合时宜了。不少喝了洋墨水的海归更是大声疾呼，提议尽快开办法医研究与教育。其实，无论是搞研究，还是办教育，倘若有真正的“实力派”支持，那做起来就容易多了。
说来也巧，在近代法医学拓荒之际，给予其有力支持的“实力派”正是一个广东海归。此人名叫罗文干，是土生土长的广州人，15岁赴英留学，20岁获得牛津大学法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广东都督司法局长、广东高等检察厅长、司法总长、财政总长等职，真是年少得志。可不久，这位一向贴钱从政的富家子因卷入政治纷争，被人扣了顶“涉嫌受贿”的帽子，在牢内三进三出，虽然最终无罪得释，但监狱的滋味还是让他感慨良多。我想，他后来之所以花大力气助建法医研究所，一来与他的法学素养有关；二来，正是这次牢狱之灾，让他深感证据之重要。
1931年年初，罗文干出任南京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长，他慧眼识英雄，相中了曾在德国维尔茨堡大学医学院专攻法医学的“海归”林几，来主持国内第一家“法医研究所”。提起林几，普罗大众知道的不多，但在法医界，他可是大名鼎鼎，被公认为中国现代法医学奠基人。要知道，广东第一个获得“法医师”资格、于1935年到广东高等法院担任法医检案工作的陈安良先生就曾受教于林几主持的“法医研究所”。1938年，陈安良获得德国维尔茨堡大学医学院最优等医学博士学位，并在同一年作为中国唯一代表参加世界法医学会，并成为终身会员。这是后话，暂且不提。
破案实录
实验心细如发 为让死人“说话”
俗话说，万事开头难。法医研究所的顺利运作，离不开白花花的银子。解剖室，病理实验、毒物分析设备，都要花钱，研究所还建造了当时国内鲜见的尸体冷藏柜，而且能够自己制造人和动物的鉴别血清，以及大量我怎么看也看不懂的细菌培养和生化实验，这些开拓性的工作离了钱也根本办不成。
1934年，林几在研究所创办的《法医月刊》上发表了《法医研究所一周年报告》，称“本所二十一年度（1932年）经费预算为五万三千七百八十四元……二十二年度起，因开设研究班招收研究员，所务扩充，各项经费均激增。”这些经费都是由罗文干执掌的司法行政部开支的，换言之，若没有罗文干的支持，法医研究所能不能买得起这么多“高大上”的设备，并在此基础上培养出包括陈安良先生在内的第一批现代法医，还真不好说了.
说实话，像我这么一个文科生，要在法学研究所处理的上百个疑案中看懂诸多“让死人说话”的技术，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过，有一个实验我还真看懂了，那就是辨识尸骨上的伤痕。为了识别尸骨上有无伤痕，以及伤痕是生前留下，还是死后遭遇折损，研究人员先把十几条狗打骨折，然后人道处决，然后将骨折处与未受骨折就人道处决的狗的骨折处在显微镜下细细比较，辨识血痕色泽、折损处的细微差别来得出结论。这一“让尸骨说话”的技术破解了不少疑难案件。
不过，在钦佩研究人员付出的艰辛努力的同时，我同时也对为澄清疑云而付出生命的狗狗充满了敬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