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穷达，皆有兼济天下之心

——明史学家方志远先生谈王阳明（上）

方志远，1950年2月出生于江西吉安，现任江西师范大学教授、校学术委员会主任，国家社科基金历史学科评审组专家，曾任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明史学会副会长、江西历史学会会长。主要著有《明代国家权力结构及运行机制》《明清湘鄂赣地区的人口流动与城乡商品经济》《明清江右商帮》《明代城市与市民文学》等，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文史》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70余篇。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主讲《大明嘉靖往事》《万历兴亡录》《国史通鉴》，广受观众好评。

近日，明史学家方志远先生携新书《千古一人王阳明》亮相北京图书订货会，本报记者就如何理解王阳明以及为王阳明立传的心得体会专访了方志远先生。

记者：作为明史学家，您的研究领域十分广泛，比如您研究过江右商帮，研究过市民文学，那么是一个什么样的机缘使您决定要为王阳明立传呢？

方志远：我的家在江西吉安，我读小学、中学的时候，吉安最宽敞的一条马路就叫阳明路，但是阳明是什么人，我那个时候不知道。真正接触王阳明，那是在后来读书稍微多了一些之后，特别是1979年读研究生的时候，我问导师欧阳琛先生的一些问题，其中就有关于王阳明的。老师把自己在新中国成立初发表的一篇文章《王阳明与大礼议》给我读，我觉得很振奋，从此对王阳明就有了更多的关注，但是没有认真去研究王阳明。

我硕士论文写的是明代内阁制度，属“制度史”，因为我的导师就是做明代制度史的。我做明代制度史大概做了有十来年的时间，这是我学术生涯的第一个阶段。后来，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发生了学术兴趣的转移。1987年，当时的中国商业史学会组织学者编撰“中国十大商帮”，我有幸加盟，承担了“江右商帮”即明清江西商人的研究与写作。商业史是我之前没有接触过的领域，连地方志都没有读过。但俗话说“有样没样，看看世上”，于是读别的学者是怎么做徽商的，怎么做晋商的，再看看系里的老师是怎么做地方史的。就这样开始做江右商帮的历史，也做了有十来年的时间。

到了45岁的时候，发现没个博士学位还真不行，于是就去读了文学博士，研究明代的市民文学，这是我学术生涯的第三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也是一个偶然的机缘，我开始研究王阳明了。一位台湾书商请我写人物传记，那个时候我也穷，想赚点稿费解决生计问题，大概用了三个月的时间，给他写了一本苏东坡的传记，取名《千古一人苏东坡》，在台湾出版的时候被改名为《苏东坡外传》，这是台商为了吸引读者的惯用伎俩，但我不喜欢。后来再让我写一个人物，我就选了王阳明。于是读王阳明的文集，读王阳明同时代的人对他的评价。1997年的时候写完了王阳明的传记，取名是《千古一人王阳明》，但在大陆出版时改为《旷世大儒王阳明》，我也不满意。虽然如此，我对这本30万字的传记还是满意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当时我对明代的研究经过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政治史或制度史，第二个阶段是商业史和地域社会史，第三个阶段就是明代的市民文学。有了这三个阶段的学术积累，再来研究王阳明，那跟其他人用文学的角度、用哲学史的角度等来研究王阳明是不一样，因为基础、眼光不一样。

这一次的修订再版，更注入了近二十年来对明代社会进程、对王阳明及其心学的最新认识和体悟。

记者：有的人研究王阳明是直接奔着王阳明而去的，您这三个阶段的学术积累，实际上是先充分了解王阳明所处的时代，再对王阳明展开仔细的研究。

方志远：我自信对于王阳明所处的时代比其他人有更深入的了解。在写苏东坡、王阳明传之前，我还写过一本人物传记，叫《成化皇帝大传》。王阳明的出生和少年时代正是明成化时代。只有知道那个时代是怎样的，你才能了解人物的遭遇。

王阳明28岁中进士，这一年是弘治十二年，也就是1499年。这一年同时出现了两个伟大的人物：一个是王阳明，因为中了进士，从此之后他在体制内做官建功，但在体制外讲学立言，你要知道那个时候的主流思想还是程朱理学，王阳明的心学是对程朱理学的直接挑战，所以王阳明的心学起初被人们称作“异端”。另外一个是唐寅，也就是唐伯虎。

唐寅比王阳明大两岁，两个人同一年考进士，唐伯虎是以应天乡试第一的身份也就是“解元”的身份参加进士考试的，这是很了不起的，他当时比王阳明的名气大得多。但是，由于有人检举他考前私下见了考官，所以被说是作弊，因此革除一切功名，不能做官，直贬吏。“官”和“吏”在明代有什么区别？明代人说男女青年谈恋爱，海誓山盟，说是若要我俩来分离，“除非天变成地、东变成西、官变成吏”，可见，贬为“吏”是很严重的一种侮辱。从此之后，唐伯虎就在体制外玩艺术，也干出了一番事业，虽然唐伯虎是在体制外玩艺术，但是他恪守体制内的道德底线，“平生不挣作孽钱”。

这就是王阳明所处的时代，这是一个社会多元化的时代。你可以做工、可以种田、可以经商，可以从事文化艺术或其他一切有“买家”的事情，是真正的“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的时代。同时，人们的私欲也迅速增长。但总体来说，明朝的好日子刚刚开始。这一点我与一些学者的观点不同，有的人说王阳明所处的时代，明朝生了癌症，王阳明就是来治癌症的，的确明朝此时是有不少问题，但还没有达到癌症的地步，所以要对一个人物所处的时代有准确的把握，才能很好地定位一个人物，不要为了神化王阳明，而把一切说得一团黑。

记者：您的新书用“千古一人”来评价王阳明，这是非常高的评价。

方志远：这个“一”不是“第一”，而是“唯一”。我写人物传记，挑的都是我认为有意思的人，或者说是“好玩”的人。

第一个是明朝的成化皇帝，也就是王阳明出生和少年时代的那个皇帝。这个人很有个性，但是他不能叫“千古一人”。

第二个是苏东坡，他在我眼里是“千古一人”，他有一种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宋神宗有一次问别人，是李白厉害，还是苏东坡厉害？苏东坡是当代人，李白是过去的人，把一个当代人和过去第一大诗人比较，你就知道苏东坡在宋神宗的心中是什么地位了。别人说，李白才高，苏东坡学博。这个评价没有褒贬之意，苏东坡和李白都是属于既有才又有学的人。那些反对苏东坡的人，看不惯他一天到晚日子过得那么好，跑到哪里都有那么多追捧者，所以要把他弄到偏远的地方去。到黄州去，到惠州去，到儋州去。但是，苏东坡不管到哪里，都写出那种满眼是青山绿水的诗文，把那些反对他的人气得要命。苏轼是学不来的，李白也是学不来的，黄庭坚可以学，杜甫可以学，但是谁说要做“苏东坡第二”“李白第二”，那就是胡闹。

我写的第三个人物就是王阳明，王阳明也是学不来的。我经常说，不是什么时代都能产生王阳明，也不是什么人都可以成为王阳明的。我为什么说王阳明是“千古一人”，他在事业上、在学术上都能开出一片天地，他在任何一个岗位上都能把事情做到极致，他孜孜不倦地寻求真理，孜孜不倦地把他的学术推向民众。

王阳明是一个“作者”、一个“述者”、一个“行者”。王阳明“作”得其实不算多，但他也不把自己定位为一个学问家，他永远把自己定位为一个社会活动家，也就是“行者”。我为王阳明立传，也是首先将它定格为一个社会活动家。什么是社会活动家？就是学以致用，一个思想只有真正灌输到民众中去的时候，它才成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否则只是学者书斋里的看法而已。如果纯粹从经学的角度看王阳明，他的贡献并不大，但是从学以致用的角度、从将学术输送到大众的角度、从知行合一的角度看王阳明，他确实是“千古一人”，是“立德”“立功”“立言”的“真三不朽”。

朱熹也是很了不起的，但与王阳明相比，他没有王阳明那么强烈的“初心”。王阳明的“初心”是什么？就是报效国家、服务社会。他是千方百计地要做这件事。这跟孟子所倡导的又不一样，孟子倡导的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朱熹也是这样，我们很多学者都是这样，说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但王阳明不是这样，不管达还是穷，他都想兼济天下。王阳明是不计个人得失、不顾家族安危的，任何时候都有挺身而出的担当精神。这就像孟子说的“舍生而取义”，文天祥说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林则徐说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无论穷达，皆有兼济天下之心

——明史学家方志远先生谈王阳明（下）

记者：您提到了“知行合一”，这是现在大家讨论王阳明思想的一个焦点，您如何理解王阳明的“知行合一”？

方志远：对于“知行合一”，我们现在的解读是言行一致，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这些统统对，但是没有说到关键，关键是什么？

第一，王阳明对“知行合一”的解释是：“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也就是说，你知还是不知，要看你做了没做，做好了还是没做好。如果光说不做，这不叫知；做了但是没做好，也不叫知；只有做了，而且做好了，这才叫“知”。

第二，“知行合一”所说的“知”，应该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认知”，就是我们对事物的看法，我们认识到事物发展的规律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理论、方法、技术、程序等，一句话，是“外在”的层面。第二个层面，是“内在”的层面，那就是“良知”。这才符合王阳明心学的特点，符合王阳明“知行合一”的特点，就是内外兼备。王阳明的弟子归纳其学术的“三大要”——致良知、亲民、知行合一，这“三大要”是融为一体、不能分隔的，没有“良知”的“知行合一”是缺乏灵魂的。你的“知行合一”到底用来干什么？比如对于企业家来说，用来增加产量、增加利润，这只是一个层面，关键还有第二个层面，你生产的产品是不是对社会有利、对民众有利，如果对民众没利，乃至坑害民众，那么你这种“知行合一”就不属于王阳明所说的“知行合一”。

严格地说，“知行合一”也就是“致良知”。“致良知”“致”在哪里？致在“是非之心”“廉耻之心”，那么，是非之心、廉耻之心落实在哪里，落实在对民众是不是真正有好处。如果不是这样，就不是王阳明所说的“知行合一”。

记者：对于普通大众来说，这几年王阳明知名度陡增，但对于王阳明的解读往往存在一些偏差，请谈谈您在这方面的观察。

方志远：说到王阳明的知名度，我跟你讲一个故事。我第一次上《百家讲坛》的时候，跟编导说我打算讲王阳明，这是2009年的事情，编导跟我说王阳明可以讲，但他的知名度不高。我大吃一惊，王阳明知名度不高？后来我发现，他说的不错。因为过不多久我去王阳明的家乡浙江余姚，打“的士”去“瑞云楼”，“瑞云楼”是王阳明出生的地方，司机说他没听过这个地方。

这几年，王阳明已经很热了，但我认为有不少的误读误解。经过商议，准备今年和《百家讲坛》合作，在《国史通鉴》第五部《辽宋金元》录制之前，先录制一个15集左右的《王阳明》。在这个《王阳明》中，和《千古一人王阳明》书中所展示的一样，希望给大众一个更加“真实”更加“到位”的王阳明，同时对一些我认为的“误读”“误解”做出必要的分析。

比如对王阳明“心学”的理解，贴一个“主观唯心主义”的标签是十分简单也十分偷懒的做法。王阳明讲学有一个特点——就事说事、就事论理，所以你必须到那个情境中去仔细领悟，一上来就说“主观唯心主义”，反而不能读懂王阳明。

比如说，有一个很著名的关于“花”的故事。说王阳明在浙江绍兴期间，和学生游南镇，有学生指着破岩而出、鲜花盛开的树丛问道：“（先生）说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相关？”王阳明笑道：“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这个故事，给了我们一个极端主观的王阳明的形象。

但是，还有一个和王阳明相关的“花”的故事，发生在江西赣州或南昌。王阳明和弟子在花圃除草，有弟子感慨：“天地间何善难培、恶难去？”王阳明回答：“未培未去耳。”这是就物说物，随即借物说事：“此等看善恶，皆从躯壳起念，便会错。”为什么呢？“天地生意，花草一般，何曾有善恶之分？子欲观花，则以花为善，以草为恶；如欲用草时，复以草为善矣。此等善恶，皆由汝心好恶所生，故知是错。”天生万物，本无善恶之分。若以自己心中的“好恶”作为判断事物“善恶”的标准，那就大错而特错。这个故事，又给了我们一个十分客观的王阳明的形象。

当然事情没有完，学生不服气，说您这不是和佛家一样无善无恶，有善不培，有恶不除吗？王阳明说，你这又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了。天生万物，本无善恶之分，但于你我、于国家、于民众，却又有善恶。有善还得培，有恶还得除，为善去恶，才能致良知。所以，后来王阳明也对自己的某些“先验论”进行了修正，归结为“四句教”：“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这就是一个认知的过程，“知行合一”或“致良知”的过程。

现在网络上很多自媒体，各种信息是非常多的，有的信息流传很广但是不可靠。比如有一种说法，说日本的东乡平八郎腰间拴着一块牌，上面镌刻着几个字“此生俯首拜阳明”。这就是以讹传讹的无根之谈，没有任何可靠的依据，史料、实物、图片，一切皆无。所以，凡是网络上的信息，我没有看到原来出处的，《千古一人王阳明》中统统不用。所以，应该说这本书是比较接近真实的王阳明的。王阳明及其心学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是增强民族自信的切入点之一。但是，我并不认为王阳明及其学说可以包治百病，因为明朝的病，王阳明及其学说所治也是有限的。（本报记者 易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