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本报记者就文化自信和文艺创作等话题，采访了全国政协常委、《文史哲》杂志主编王学典。

记者：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文化自信”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共鸣，您如何理解文化自信？

王学典：我认为，文化自信是党的十八大之后的一个重要历史变迁。如果没有文化自信，中华文化复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难以成立的。中国这个概念，是超越血缘、信仰、疆域的文化概念，是通过文化凝聚人心、延续历史的概念。

一个庞大的文明体，在转型的过程中，怎么能抛弃自己的传统、抛弃延续几千年的生活方式呢？我有一个比喻，中国历史、文化、社会的发展就像有轨电车，轨道已经铺好了，可以调整，但是不能抛弃，另起炉灶是行不通的。当然，我们今天不可能照搬照抄传统文化，“半部《论语》治天下”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要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记者：您认为，传承中华传统文化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王学典：应该注意“经院化”的问题。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复兴不在研究院，也不在读经班，它必须在民众中落地生根。文化是一种生活方式，传承中华传统文化，关键在于能否建设一种东方伦理型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要能克服自由主义缺陷。自由主义的生活方式有其缺陷，讲契约而不讲情感，没有人情味。中国人追求的“四世同堂”“天伦之乐”，在这种生活方式中是找不到的。

现在资本已经大举进入传统文化传播领域，这也是让传统文化落地生根的一种方式，未尝不可。但我认为，更重要的是生活方式的重塑，让我们在课堂上念到的唐诗宋词在生活中都能看见，能抚慰心灵、缓解焦虑，使人做个君子。

记者：作为一位长期研究中国历史与文化的学者，中华文化最打动您的是什么？

王学典：是和而不同。中国人尚“和”，“和”是大家都保持自己的个性，同时又能很好地相处。正是因为中华文化崇尚“和而不同”，所以中国历来没有宗教战争，儒家也从来不讲宗教仇恨，儒家讲求的是其倡导的价值的感召力，这是我认为中华文化最有魅力的精神。

记者：作为《文史哲》的主编，您认为这本有着67年历史的老牌学术期刊有何特别之处？

王学典：上世纪50年代，也就是《文史哲》创办的年代，《文史哲》在推动民国学术向共和国学术转型的过程中，起到了不可取代的作用。《文史哲》组织了多次重要的学术讨论，比如得到毛主席关注的《红楼梦》讨论等。

《文史哲》自创刊后，一直把研究、传承、弘扬中国古典学术与中华传统文化作为最重要的办刊理念与目的。80年代，中国兴起了“文化热”，有人认为它始于1984年，因为《文史哲》在这一年的第一期刊发了以庞朴先生为代表的几位学者的文章，倡导研究中华传统文化。90年代，《文史哲》又率先发起了儒学是不是宗教的讨论，任继愈先生、张岱年先生、季羡林先生等都参与其中。可以看到，《文史哲》一直致力于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今天看来是符合国家战略的，这也是这本杂志的生命力所在。

值得一提的是，《文史哲》杂志从创办起，就一直充当着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1954年，郭沫若到日本访问，日本学者明确提出请他带五十本《文史哲》到日本来。2014年，我们开始筹办《文史哲》的英文版，2016年出版了第一期。我们目前是一年出版两期，未来要发展到一年出版四期。《文史哲》的英文版致力于向西方学界介绍中国大陆最近十几年来最新最有代表性的学术成果。我们利用荷兰博睿（Brill）学术出版社的平台，把《文史哲》的英文版推广到了130多个国家和地区，很多国外的学者给我们写信，说我们办了一件好事。我们的目标，是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过程中，做探路先锋，提供一个示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