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亚波：如何铲除基层贿选的生存土壤

　　作者：薛亚波

　　6月24日，《新京报》发表社论《选民证待价而沽损害民主选举》，针对通州区宋庄镇大兴庄村的贿选，提出要不断加强基层民主的制度建设，细化并认真执行对选举破坏行为的打击力度。

　　政府层面这种自上而下的监管是必要的，但更重要的是，让选民从投票中分享候选人当选后的“选举后利益”。候选人贿选选民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选民自愿出售投票权。

　　抛开贿选的危害，选举程序的设计乃至最终诉求本身，就是要实现选民利益的最大化。在某种意义上，贿选实现了选民利益的“部分最大化”，只不过是候选人用金钱投选民“短期利益”所好的结果。在贿选的投票情境下，选民的最大利益来自于选举过程中的事中利益，而不是分享候选人的“选举后利益”，这背离了基层选举的初衷。因为，候选人贿选的成本必然要通过当选后的收益加以补偿，这种潜在的“追偿”可能对公共利益造成极大伤害。

　　选举的重要性在于它是实在的利益再分配。一些手握选票的选民，关心的是实现选票利益的最大化。可以想象，如果他们难以看到候选人的“选举后利益”，或者难以继续制约候选人当选后的行为，投票就容易沦为短期化，纵容贿选就成了次优选择；而候选人也想当然地认为，只要能够当选，贿选的损失就能够得到补偿。正是双方基于各自利益的权衡，贿选才有了生存的土壤。

　　这种利益的互动不只是体现在选举投票环节，更体现在日常的村务治理与监督环节，体现在基层村官“执政”是基于对选民负责，而不是无原则讨好选民并谋求候选人个人或小团体利益的最大化。

　　只有让多数普通选民最大限度分享“选举后利益”，而让候选人看不到当选后的“小团体利益”，选民才会捍卫不可剥夺的选举权利，而不是因小利而授之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