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时报：大陆人重新塑造香港

　　大陆人重新塑造香港——美国《纽约时报》

　　以前有些香港人把自己称为“狮子山下的人们”。山脚下是九龙塘的叶状市郊。它从来不是一张大的旅游牌，但在香港回归十年来，这个精髓的街区有了很多游客和重要的转变。

　　曾经是英国军队居住的两座军营，一座如今空了，另一座如今属于人民解放军，不过很少看到中国的军服。

　　但在其他很多地方，大陆的存在无法避开。在火车站，嘈杂的大陆人群蔓延到平台，带着大包小包挤满了电梯。警员在打转，检查身份证。在与火车站相连的购物中心，大陆游客抢购名牌货。入读附近的大学的大陆学生越来越多。

　　自从英国移交香港以来，摩天大楼上上下下，各种口水仗一直在打。但对普通香港人而言，没有什么比打开与大陆的边界影响更大的了。

　　1997年以来，超过五十万大陆人获准移居香港，而且每年有一千三百六十万大陆游客到香港游览——这个数字几乎是香港人口的两倍。同时，生活在边界的一边但工作却在另一边的人在增加。

　　大陆人游历这个世界最开放和最富裕的经济体之一，带来了他们自己的特色口音、方式与热望。他们已经重塑了这里的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商业活动到社会生活，到通勤、婚姻、教育。

　　香港人如今到深圳购物，就像美国家庭驱车到另一个镇上购物一样随意。跨界婚姻在增加。香港的街头交谈已经变成三语：广东话、英语和普通话。甚至香港著名的动作片都变了：如果四个歹徒在密谋杀人，会有两个讲广东话，还有两个用普通话辩驳。

　　还有通勤者。大约有五十万人经常过境，而他们并非游客。

　　一位生活在深圳附近的香港司机陈铁强(音译，Chan Tit-keung)就是经常的过境者。“我自己住在一千平方尺的大公寓里，你给两千块一个月就可以住个好地方，而在香港你是付不起的。”但他对大陆人到香港寻找高工资工作就不是那么高兴了，因为这会降低他们的收入，在香港没有法定的最低工资。

　　中产阶级忙碌使保姆缺乏——英国《泰晤士报》

　　中国新兴中产阶级的生活中已经有了特斯科超市、宜家家具、芝华士陈酿和星巴克咖啡，可他们在寻找目前最需要的保姆时，却遇到了困难。

　　中国正迅速走向繁荣，有关法规让农村人更容易进入城市，家政工人的数量随之增加，现在聘请全职保姆已经不再是高级官员和少数外国人的专利了。就连以前长期向北京的富裕阶层提供保姆的安徽省，现在满足当地需求都已经有点困难了。

　　夫妻都在外全职工作的中产阶级家庭，越来越倾向于出钱请人打理家务。一名北京人说：“我的时间太宝贵了，所以想付钱请别人来打扫房间，这样下班后我就可以放松一下了。”

　　孙德芳十几岁的时候就离开了位于合肥附近的家乡，此后就一直在外作保姆。她说：“安徽保姆很有名，因为我们诚实可信，经验丰富。”

　　范春辉去年在北京开了家职业介绍所，专门帮人聘请保姆。他说，从开业至今，每天至少都能接到两到三个客户想聘请保姆的电话。他说，很多通过他找到工作的家政工，都是一些贫困地区经过相关培训的护士或接生人员。比如，在贫困的广西，接生人员每月只能挣1500元人民币，但是到了北京，她们的工资就能增加80%。

　　范春辉说，他在培训保姆时遇到的最大挑战，便是教她们适应城市生活方式和有关礼节。但是，更困难的是找到足够的保姆来满足需求。他本月去了趟合肥，想建立固定的招聘关系。可让他吃了一惊的是，连合肥地区都缺少三万名保姆。

　　随着经济改革逐渐深化到乡村地区，很多年轻女性都能在家乡附近找到报酬不低的工作，因此她们已经不愿出去了。

　　在中国，现金更有分量——美国《华盛顿邮报》

　　当王小羽准备为他的小公司买入一些林肯汽车时，他就面临如何支付的问题。中国的商人没有个人支票，信用卡的额度又太低，汽车贷款几乎不存在。

　　因此他用现金。二十九岁的王表示，其他一切办法都很麻烦。

　　尽管在过去五年，中国大幅度改革银行体系——打击腐败，买下许多麻烦的贷款，并允许外国银行进入市场，但银行零售业务仍然停留在较早期阶段。问题不是新问题，但中国那些有足够的钱、需要现代银行服务的人数在猛增。

　　不发达的金融系统让许多中国消费者以及那些试图在中国做生意的外国人感到气馁。但中国的银行管理者认为这种转变的慢步伐符合国家利益。中国的金融领袖表示，因为他们看到其他国家已经有了一些问题。他们援引美国作为例子，说明太宽松地发放信用卡会有什么后果：年轻美国人的高债务，以及最近按揭产业的问题已经导致许多家庭失去家园。

　　中国银监会最近表示，他们一直在警觉一场金融阴谋。有人从信用卡和贷款中提取现金，在股市中赌博或在房地产市场投机；有团伙盗窃人们的身份证去开账户；还有犯罪分子洗钱。因此，国家试图避免让公民太容易拿到信用卡。

　　消费银行业的缓慢发展植根于银行在这个国家的传统角色。

　　直到几年前，中国的银行本质上是政府社会政策的机构，保持国有企业的顺畅。银行零售业存在于一个有限的基础之上。想要投资的中国公民别无选择，只能把钱放进国有银行，因为该国没有准许外国银行的业务。

　　此外，银行没有引入收费零售业务的财政动机。他们已经从存贷款利率(都是中央政府控制的)的大差额之间获得了可观的利润。《中国经济季刊》的克劳博认为，中国银行主要给企业提供信贷。他认为这些银行不像美国的银行，为有信誉的人提供信贷，而是更像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日本银行或八九十年代的韩国银行。

　　他认为从广义上看，中国当今国有银行的主要目的不是为股东争取利润最大化，而是为工业发展筹措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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