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英杰:回望敦煌百年之劫

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7月11日10:20 东方早报

  作者:魏英杰

  刚刚过去的6月,是敦煌经卷流失100周年的日子。此前,伦敦举行了规模庞大的国际学术会议,并借此纪念“盗经学者”斯坦因中亚考古100年。但在国内,除了为数不多的敦煌学学者,恐怕没有多少人知道此事。即便过了大半个月后,《中国青年报》文化周刊以《敦煌文书流失百年祭》对此进行报道,也没有引起必要的关注。

  当然,所谓敦煌学100周年纪念,是以英国籍探险家斯坦因于1907年6月13日运走大批经卷,作为历史的起点。而实际上,那位臭名昭著的王道士,早在1900年就发现了敦煌藏经洞。

  对于敦煌古卷的流失,早在上世纪30年代,陈寅恪就痛陈:“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更为形象化的描述,应为余秋雨先生那篇脍炙人口的《道士塔》。在这篇文化散文中,余秋雨一举将王道士钉上中国文化史的耻辱柱,直斥其为“敦煌石窟的罪人”。他对古卷流失的愤恨之情,跃然纸上。敦煌古卷流失史,也从此定下文化民族主义的基调。

  为珍贵文物的流失而痛惜,这是每一个具有本土文化情怀的人,都会有的朴素自觉。但是,如果重新审视那一段历史,可以看到,同样的史料在不同视角下,或将呈现截然不同的面貌。回顾这段历史,我认为有四幕关键场景不容忽视。

  综合相关史料,我们看到的第一幕场景是:王道士在1900年前后就发现了藏经洞,并及时汇报给当地政府官员,结果并未引起足够重视。就连时任甘肃学政的金石专家叶昌炽,对此也无能为力———当局连五六千两银子的运费,都舍不得花。而直到1904年,清政府才给了他一句“检点经卷,就地保存”的指示。可见,当时政府无能,根本无力,也做不好文物保护工作。

  因此,才有了历史的第二幕:1907年初,斯坦因到达敦煌。随后,他以四锭马蹄银买走大量文书。紧接着一年后,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将大量敦煌古卷运往巴黎。随后而至的,还有俄国人、日本人和美国人。其中,美国人以粘取的方式试图剥下壁画,对一部分壁画造成了永久性破坏。不过,这些文书当年大多并非“盗取”,而是大摇大摆地运出去的。斯坦因在运出前,还在北京举办了公开展览,当时清政府却没有对此进行指责。也就是说,政府的颟顸同样是文物离乡背井的重要根源。

  等敦煌古卷轰动世界之时,清政府和中国学者们才醒悟过来。但是,当罗振玉等人垫资“抢运”古卷,却又发生了更让人愤慨的一幕:经卷从敦煌运往北京途中,一路上遭遇地方官绅豪夺窃取,而北京一些学者名流也监守自盗,致使古卷再遭厄运。由此,不得不提的第四幕历史记忆是:那些被外国人以各种方式运出去的经卷,完好无损地尽数保存在国外的博物馆等研究机构,而被地方官员和学者名流们私自藏匿的古卷,却再没有重见天日,造成敦煌学史上的一大遗憾。

  演绎这段历史四幕剧,并不是想做翻案文章(事实上有人做过),而是想说:敦煌古卷流失,国人于伤痛之余还应看到,这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一种无奈现实。进而言之,一厢情愿的文化民族主义,无助于还原历史,更振兴不了敦煌学。

  正视历史真相,才能以更为积极的态度投入敦煌学研究。换句话说,今天如若能够追讨回部分敦煌古卷,固为大幸,但更为重要的,还是要加强国际合作,共同致力于整理和研究这一人类共同文化遗产,使掩藏于黄沙之中千余年的敦煌古卷,焕发新的生命力。这才是敦煌学今天和未来的真正使命。

  不无凑巧,日前在《开放的帝国:1600年前的中国历史》(美国学者芮乐伟·韩森著)一书中,也读到了这一段历史。敦煌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曾作为丝绸之路沿线重要的佛教中心而存在。作者因此将敦煌藏经洞被封,视作丝绸之路时代的结束,而“随着商路的关闭,中国再也不会对来自印度和中亚的影响开放了”。我对此的理解是,藏经洞封藏的不仅是大量经卷,同时也将一个伟大的开放时代埋入黄土之中。

  在这个意义上,整理与研究敦煌古卷,就在于复原和承继那个开放时代的历史记忆。往事已矣,来日可追!


发表评论 _COUNT_条
爱问(iAsk.com)
不支持Flash
不支持Fla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