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宇宽：我对中国版水门事件感到恐惧

　　媒体思想之郭宇宽专栏　　

　　日前《华商报》报出一条有趣的消息，陕西三原县委联合考察小组考察县公安局中层干部期间竟被窃听——在公安局办公室里装了窃听器。7月10日，根据“群众举报”，陕西三原县纪委介入调查，处理得非常雷厉风行，7月12日涉嫌“窃听”的三原县公安局刑警大队大队长和政工科科长就被县纪委“双规”。

　　这不由让我想起水门事件，这大概是上个世纪美国政坛最大的丑闻，几个手段拙劣的倒霉蛋闯入民主党全国总部想窃取情报，被保安逮了个正着，尽管有人打着中央情报局的名义，还是给扣了下来。因为一些媒体和公众的不依不饶，连联邦调查局的高官都作为“深喉”向媒体揭发，后来这个案子越闹越大。很多中国人也许会不理解，尼克松是国家总统，共和党是执政党，调查一下民主党的活动，掌握一些情况，做到心中有数，相当于上级组织调查下级，有什么大不了的，值得这么大动干戈么？而在美国这就不是一件小事，在联邦地方法院审理时，法官也似乎打定主意要与白宫过不去。在宣判中，除了对第一名将政界要人牵进这一事件的被告麦科德从宽处理，予以保释，对其余4名潜入水门大厦窃听的被告则予以重判，刑期长达40年，并引发了白宫大

　　此次被披露的三原窃听案，除了级别低了一些，性质几乎与水门事件完全一致。由于国情不同，中国官员的选拔机制主要靠“上级考察”。这种竞争下，信息就显得非常重要，获得优势信息的竞争者可以轻易地投人所好，避人所恶，并且预测对手的出招，就好像打牌时，一方可以出老千偷看其他人的底牌，自然可以立于不败之地。更恐怖的是，当有一些人可以肆无忌惮地侵犯个人或机构的隐私，就像美国麦卡锡主义盛行的时代，可以以某些私密资料来勒索胁迫别人和他合作，这些人就成了无法无天的霸王。

　　幸运的是美国社会对这种行为有一种强烈的警惕，所以麦卡锡主义没有猖狂多久就变得身败名裂。在美国，这种行为之所以被痛恨，除了对于隐私权的强调，更是因为当一个社会有些人可以在政治竞争中出老千，公平竞争的游戏规则就被打破了。如果有人可以利用公权力出老千，则任何公民都可能被操纵于股掌之间，而整个国家的公共生活也可能被一小撮人操纵，这个社会就不会有安全感可言。一个社会如果要建设民主与法治就必须对公权力保持警惕，一个刑警大队长官不大，却是国家机器的一部分，当国家机器的某一部分可以利用它的权能破坏规则时，它在给社会塑造一个道德失范的榜样，没有人能够再相信这个社会的公正。

　　不少媒体转载这条消息时，给那个倒霉的刑警大队长定的罪名是“涉嫌窃听上级考察组谈话”。这实在是荒唐到了极点，假如窃听的不是“上级”而是平级或者下级的谈话，是不是就没有罪过了呢？斗胆设想一下，那个刑警大队长假如看哪个当地企业家不顺眼，用这套设备来监控一下，整些材料，再敲诈一笔，谁来管他呢？或者说他把这套设备用在一个和他合不来的副队长身上，“上级调查下级”，整些材料，来把他赶走，是不是就可以理直气壮呢？我想也许正是这个刑警大队长平时在动用窃听手段上尝到了甜头，所以才会顺理成章地把这套手段用在“上级”身上。

　　报道最后说那两个倒霉的警察被县纪委“双规”而不是被检察院调查，似乎滥用窃听手段只是因为窃听了“上级”而违反了党纪，并没有违犯国法。假如有热情过度的公安同志，把这套窃听设备用到普通老百姓身上，我们到哪里去讲道理呢？即使被发现了，警察也能理直气壮地搬出工作需要的理由，还能指望纪委来“双规”滥用公权力的人吗？难道我们做“下级”的老百姓就只能面对一个老大哥无处不在的社会吗？

　　这则报道传达的信息让我感到恐惧。　(作者系资深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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