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昭：孕妇死亡案结论不能止步于个人批判

　　作者：小昭

　　肖志军显然无法承担所有的罪过。如果有关政府部门只对家属提出期待，并停留在对医院合法性层面的肯定上，难免让人误解卫生局的中立姿态。媒体、政府要继续拿出诚意和热情，坚持不懈地让个案的全部价值得以彰显。

　　孕妇死亡事件已一周有余。昨天，北京市卫生局发出正式调查通报，在肯定医院“积极做说服工作、进行抢救治疗……符合法律规定”的同时，给出意见：“悲剧引发的教训是，有病应及时就医”；希望家属理性沟通，“不要干扰医院正常诊疗工作。”

　　这个结论并不意外，因为当初在要不要强制做手术的关键时刻，医院就曾“请示上级”，所以主管部门不大可能推翻先前的判断；结论也无新意，因为这几天媒体上医院颇感无奈的表态、死者亲属的控诉，人们早已将铺天盖地的批评，对准了那位“涉嫌过失杀人”的“丈夫”肖志军，卫生局的通报，只是在对肖志军的“审判”上，再添一点分量而已。

　　然而，肖志军能承担这所有的罪过吗？我这样想，实在是因为过往曾经发生过，将罪过简单归于个人而无力于做更为本质的自省的情况，包括制度层面和人性层面。当然，也是因为卫生局作为行使公共职能的政府部门，其调查理应超越医院一家的利益而更为中立和公正，公众自然也怀抱更高的期望，那么，报告能否满足这一期望呢？

　　在通报的核心部分，针对有人提出的，依据《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33条中的“特殊情况”医院应强制手术，通报做出回应：“医院在本案医疗活动中的特殊干预权受到了患者家属的明确阻碍，在实际工作时是无法实施的。”此回应，按字面理解，是指因家属有明确的拒绝手术的意思表示，所以医院不能强制手术。然而早有专家指出，按照33条的规定，“无法取得患者意见又无家属或者关系人在场，或者遇到其他特殊情况时，经治医师应当提出医疗处置方案，在取得医疗机构负责人或者被授权负责人员的批准后实施”，本案中的丈夫拒签，就属于“或者遇到其他特殊情况”的一种。对此，通报应该做出解释。

　　当然，主管部门会说，目前并没有细则规定什么是“其他特殊情况”，以及如何判断。而这不正是本案暴露出来的问题吗？如果这个问题不清楚，又是根据什么依据，将本案的情形排除在外？在一些国家，对此种情形，是由医学伦理委员会来磋商，我们能不能借鉴过来？我们要不要在通报中，承认立法的不足，并给出一个积极改进的姿态？

　　另外，如报告所言，医院“不违背患者意愿强行手术，是符合法律规定的”。但法律只是社会的底线，只能避免一般意义上的“最坏”而非达成“最好”，也正因其局限性，常导致程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的冲突。比如本案中，立法的初衷一定是为保障患者的生命，但却出现了“做手术就违法、不做手术却合法”的局面，这是法律的无奈。为解决此无奈，人类还有道德和人道，也源于对救死扶伤的信仰，人们提出了医生要甘冒风险挺身而出。通报对此还停留在肯定合法的层面，为什么不能承认法律的不足，进而对医德做出鼓励？

　　而且，此事最大的教训，在于医疗保障体制不健全、医患不信任。而通报提到“这一悲剧引发的教训是，有病应及时就医。”这样的总结，显然不是真相的全部，真正该推动的，是医保的尽快建立，是

　　其实，如果有关政府部门只对家属提出期待，并停留在对医院合法性层面的肯定上，难免让人误解卫生局的中立姿态。即使是极端个案，它也有弥补制度和价值漏洞的意义，各方都应积极吸取。期待

　　□小昭(北京 媒体从业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