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瑞金：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突破口

　　树立以人为本的判断标准

　　现在提出以人为本，就要把人从“经济人”转变为“和谐人”。

　　新京报：既然市场化方向没有问题，那么，第三次思想解放，到底要解放哪些思想？对象是什么？

　　周瑞金：这一次思想解放，要突破的是传统的发展观念与全能主义的政治模式。第一次思想解放树立了“实践”标准，第二次树立了“生产力”标准，那么这一次要树立“以人为本”的标准，判断是非的标准只能是以人为本。

　　新京报：怎么理解以人为本的标准？

　　周瑞金：我们前面两次解放思想，都是以“物”为本的，导致现在人的物欲、消费欲太严重，整个社会非常浮躁，比如大量人才涌向公务员队伍，愿意到市场上去创业、去创造社会财富的人在减少，这是很不正常的现象。我们要做创新型国家，创业应该是主要的，都去“守城”，都去拿铁饭碗，这是很反常的。现在提出来树立“以人为本”的新标准，包含要重视人的精神世界，要解决目前存在的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人与自我的矛盾。

　　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把全国的人变成“政治人”，人人关心政治，强调阶级斗争，妻子会揭发丈夫、儿子会批斗父亲，大家斗来斗去。改革开放以后这三十年，把“政治人”改变为“经济人”，人人关心经济利益，关注创造社会财富，这是历史的进步，但同时带来的是物质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现在提出以人为本，就要把人从“经济人”转变为“和谐人”。

　　新京报：“和谐人”？

　　周瑞金：就是精神和物质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自我的和谐。以人为本就是为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创造条件，也就是马克思讲到的全社会每个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才是我们真正应当追求的和谐。

　　第三次思想解放要还权于民

　　利益格局的调整实际上就是民众权利的调整，就是中央提出来的公众要有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

　　新京报：能否具体谈谈第三次解放思想与前两次的区别？很多人感觉，现在提解放思想，不像前两次那样，意识形态对立比较明显，是否正误也比较明显，现在要模糊一些。

　　周瑞金：首先，上两次侧重于意识形态的论争，比如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资本主义；这一次侧重于利益格局的调整，包括财政分配制度调整，改革发展成果要让老百姓共享。

　　第二个区别，前两次是还利于民，比如不要搞人斗人了，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重点发展经济，尤其是允许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或者以市场经济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目标，更好的推动经济发展，发展社会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那么第三次，除了还利于民，更主要是还权于民，利益格局的调整实际上就是民众权利的调整，就是中央提出来的公众要有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

　　第三个区别，前两次侧重于解决思想层面的问题，这次主要是利益格局的调整，还权于民，那必然着重于制度创新、规制的建立。

　　新京报：如你所言，第三次思想解放主要是利益格局、制度层面的改革。也因此，有人质疑，说现在根本不是思想是否解放的问题，而是敢不敢、能不能触碰既得利益集团、触碰政府官员自身利益的问题，如果改革讨论只停留在“思想”解放层面，恐怕收效不大。你认为呢？

　　周瑞金：这样理解不对，制度创新必须靠思想解放来实现，因为人是思想主导的。解决问题虽然不能靠思想层面，要靠制度创新，但制度创新本身是思想解放的产物，两者是相互关联的。过去两次，是思想认识提高了，问题就自然而然解决了，现在单靠思想提高问题还不能自然而然的解决，还要靠制度保证，这个要求更高了，更难了。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突破口

　　大部制改革深入下去必定涉及党政分开的问题，这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课题。

　　新京报：你认为第三次思想解放的主要任务是什么？

　　周瑞金：第一次是要从以阶级斗争为纲中扭转过来，确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第二次，是要把市场经济引进来，要把符合现代生产力规律的文明引进来；到了现在这个层面，就需要政治体制改革来配合，我认为，第三次思想解放，是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为重点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四位一体的全面体制改革和建设发展。

　　新京报：十七大报告在谈到坚定不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时提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怎么“扩大”，如何“有序”？

　　周瑞金：以政治体制改革为重点，包含了很多内容，我概括起来，要在未来的时间里，根据国情变化，分五步走。

　　首先，突破口是政府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这一次的大部制改革，就是调整政府的职能，使政府真正变成服务型的主体，政府是高效的、廉洁的、节约的、透明的。同时，有一个问题绕不开，就是大部制改革深入下去必定涉及党政分开的问题，如何解决机构设置上党政交叉、职能重叠，也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课题。

　　新京报：其他层面呢？

　　周瑞金：第二步，要从党内民主开始，真正实现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有人提的很具体，从县市开始，县委书记、市委书记都要由两个候选人竞选，选上的当县委书记、市委书记，选不上的当纪委书记。这样就迫使官员不光往上看，还要往下看，既要对上负责，也要对下负责。书记就不能成为“一霸手”了，因为还有一双眼睛盯着自己呢。最终形成一个真正的、完善的监督体系，党就真正从革命党转变为现代化的执政党。这个要慢慢推进。

　　第三步，抓民意机构改革。首先是人大，人大的职能要全面，现在的人大主要是立法机关，其实人大的第一职能应该是决策，第二是立法，第三是监督，重大决策的形成应该首先在人大讨论，一些大的改革措施，要由人大来决策，这种决策比通过一个法律还要严肃。另外就是，现在的人大监督职能不完善，过去还有把部长喊过来问责，现在都没有了。人大就是要向政府问责；还有人大代表结构的调整，一个多亿的农民工有3个全国人大代表，还不够。人大确实需要从民意机构的角度进行改革。

　　第四步加强新闻管理体制改革。

　　这两年，互联网在推动民主政治方面，越来越重要，这是好现象，也给我们新闻体制的改革提供了参考。我们要重视民间很丰富的政治智慧和认识，为决策者所借鉴，提高决策的效能。比如黑砖窑事件，就是地方电视台和互联网上率先披露出来的，还有“周老虎”、“欧阳坑”、“刘羚羊”，都是网友发现的，非常不简单。

　　当然，互联网有一些民粹主义的思潮，但总体上随着社会的进步，网民素质的提高，互联网成为了网民表达民意、参与社会的很好的手段，我们党为什么不可以将互联网作为收集民意的手段呢？总之，言论的自由度要打开，这对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都很有好处。

　　最后，就是推进人民民主。

　　上面这些步骤只是一个规划，对中国而言，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根据国情发展而推进，但也绝不是停步不前。重大理论问题是绕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