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何京锴

　　因涉嫌贪污治罪条例侵占公款、利用职务诈取财物罪、收贿罪及违反洗钱防制法等罪，台北地方法院合议于12日上午7时作出裁决，认为陈水扁所犯最轻本刑为有期徒刑5年以上重罪，同时有串证之虞，裁定将陈水扁羁押禁见。陈水扁随即被送进台北看守所，成为首位被收押的卸任当局领导人。

　　当陈水扁在2000年志得意满地宣告台湾迎来了一个新时代的时候，台下雀跃的志愿者们，众多高兴地去买醉的支持者们，甚至包括陈水扁和马英九们，恐怕都没有想到，八年之后会是这样一幕。当22年前的陈水扁因言获罪入狱时，并没有多少人前往送别，也没有大批媒体在旁报道；当22年后陈水扁从特侦组步出，举起手上的手铐向媒体宣示的时候，场面虽然比往昔更加宏大，但当年的台湾之子早已从他光辉历史上谢幕，手铐扬起，迎接他的将是不知终点的牢狱生涯。

　　当年反抗当局的斗士、出身三级贫户、以清廉自诩的陈水扁何以走到今天这一步？其个人性格当然可解释。三级贫户出身让他对金钱格外敏感，他不少友人就曾指出其争强好利的特点，最早通过极难的律师资格考试，在台北“市长”选举的提名时又毫不客气地对竞争同事明压暗打。性格中的投机主义因子让他在掌握更大的权力后，一步步滑向贪腐的深渊。另一方面，对当年为自己扫街拜票而遭遇车祸的妻子，陈水扁有着愧疚感和补偿心，对妻子贪欲的纵容也是今日牢狱生活的肇因之一。

　　然而如果仅归咎于陈水扁本人和其家庭远不能说明问题。陈水扁22年间的起起伏伏与悲欢离合不仅是自己一家私事，更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台湾社会的喜怒哀乐、酸甜苦辣。台湾社会不仅见证了这场悲剧，也受到这出悲剧影响，更与这桩悲剧的发展密不可分。

　　一个看似有着完善的分权体制、监督机制的制度如何产生一个比国民党独裁专制时期更加贪婪的巨蠹？首先就在于这个看似完善的体制其实并不健全，制度赋予了陈水扁太多的特权，其前任李登辉在任内就已经因为黑金丑闻而陷入司法泥沼，继任的陈水扁并没有因为前车之鉴而进行自我约束，抑或是在法律上对绝对权力进行修正。他可轻易封存一大批无关紧要的文档为“绝对机密”，可以凭空创制出“南线专案”来转移视线，可以随意指挥官员拿出几百万美元进行“秘密外交”却让经费最终不知所踪。当许多县市首长仅仅因为出境考察就会陷入政治风暴的时候，陈水扁却可以凭借着权责不对等的政治架构，稳对百万红衫军的示威游行。没有了制衡的权力绝对是危险的权力。

　　另一方面，标榜独立的司法体制仍没能彰显其应有的独立性。司法系统在陈水扁任内，仍遭受庞大压力，查案进展缓慢，甚至负责反贪的“调查局长”可以将扁家涉嫌洗钱的公文直接呈交给陈水扁，无异于抽走了民主监督最基础的一根梁柱。当然，陈瑞仁检察官在2006年对陈水扁的起诉维护了司法最根本的生命力，但这距离一个符合人民期待的司法还有不小距离。

　　最后，或许是最重要的，则是政治争斗对司法焦点的模糊。太多的政治议题、统“独”争议、蓝绿恶斗充斥着台湾的政治，给陈水扁以充分操作的空间。早在2003年，陈水扁的机要费丑闻就已经被人揭露，然而此后但凡有指责陈水扁贪腐的问题，一概被民进党以“爱台湾”和“政治迫害”的基调处理。指责陈水扁的贪污，就一定是带着政治目的地在攻击民进党，陈水扁这样的绑架策略不仅成功地让民进党帮助其度过了多场政治风暴，更成为其赖以贪腐和生存的唯一土壤。时至今日，陈水扁仍将自己的入狱归结为“国民党勾结大陆迫害台湾人”(国台办已声明此说纯属造谣)，只是越来越多的台湾人认识到，创造一个走向公义、平等、透明的社会，完全和支持民进党或陈水扁无关。太多的人在过去被政治斗争蒙住了双眼，被陈水扁操弄民粹而绑架，与陈水扁的沦落有难以切割的联系。

　　陈水扁11月11日接受检察官讯问之前，在“地检署”发表谈话，最后一句是意味深长的“再见”。在台湾蓝绿恶斗不休的今天，政治丑闻的层出不穷撼动了不少民众对不仅是向支持者挥手告别，更是台湾社会挥一挥手，向那个对某些理想和许诺，可以真诚地相信和投入的时代说声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