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逐步迈入“中国之世界”

　　三十年与世界的双向互动，缴纳了昂贵学费。中国知识思想界的文明视野得到了极大拓展，逐步体认到这个世界的高度复杂性，学会了在世界体系中思考中国问题，进而有可能在解决中国问题的艰难历程中，向世界贡献普世性的生存经验。

　　正是在此，国家利益意识和共同价值观念获得了同步增长，文化本位立场与世界人类情怀交相辉映，“体”“用”之争不再有什么意义。中国的知识思想界认识到，不仅一部人类文明史是复调性的多元文化成长过程，绝非一元线性“进步史”，基于“胜王败寇”的历史还原论与天真而认真的西方文明绝对优胜观，不再享有绝对真理般的文化解释力；而且，人类世界是一个多元文化共存互竞、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多维场景，仅以西方文明的世界观衡估这个复杂多元的人类大家园，一如仅仅以中西文明的对比甚至对决来解释中国现象，既是方法论和认识论上的死胡同，现实政治层面上也是行不通的。

　　借用百年前的一个表述，不妨说改革开放之初中国人的世界体系属于“中国之中国”。经由二十多年的发展，进入了“世界之中国”之境。晚近几年开始，中国实力增强，中国心智开始走向文化自觉与政治成熟，话语权有所增强，而逐步迈入了“中国之世界”的过程。

　　因此，晚近十多年来，伴随着文化自信的渐渐恢复与中国经济、社会与文化转型的良性发展，包括经济学、法学、社会学、政治学、思想史和比较文化在内的知识探讨与思想阐释，不约而同地开始注重中国百年变革这一“地方知识”所可能具有的普遍意义。其实，对于“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思想、文化变迁的描述，也是借径“中国个案”的分析，提炼某种普遍理论形态的基础作业与组成部分。

　　如何重新阐释中国文化

　　中国文化的自我更新过程和中国文明面对世界之际，不仅会遭遇文化合法性与政治合法性的分立与分离问题，而且还会不断出现诸如大传统与小传统、心灵与实践、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的背逆等等中国式难题。换言之，文化合法性与政治合法性浮现于当今中国的问题视域，逼迫着我们必须做出当下中国的回应。

　　其一，对于传统“天下观”予以现代重构性阐释，以天下观念的博大与包容，吸纳一切人类文明，重塑世界格局。以晚近中国一百多年所积累的生存经验为背景来重构世界格局的努力，既是对“天下观”的拓展，可能也是向美美与共的人类家园理想提供中国文化启示的用力处。

　　其二，对于“中国形象”的文化合法性阐释与“文化中国”图景的建构。对于“中国”意涵的不断阐释，也是对中国之为一种人间秩序和人世生活的应然之维的绵绵不绝的开拓、提升和丰富的过程。由此造成的历史与道义、知识与思想、形上与形下、天道与人心的廓然意象，一以仁爱宽和、厚道中庸、博大中正和进取向上为依归，文质彬彬，坚毅刚卓，此其为中华也。这是“中国形象”文化合法性的必要内涵，更是面临全球化时代，文化与制度竞争形势下，中国知识思想界应予传承接续的未尽伟业。

　　其三，建构中国文明的超越本体，提高中国文明的精神层次。在此，需要挖掘中国文明的人文主义心性资源及其超越禀性，包括“以德抗位”的道德主体性，仁爱礼智信的价值信念和精神追求，形成中国的自然法理论体系，剥夺世俗权力天然合法性的独断论述，形成“有法有天”的人间秩序，提炼超越意义的汉语学思。由于超越本体的重构性阐释必然牵扯到信仰世界及其自由选择的问题，因此，需要重申的是，信仰自由是每一个体提升自己精神独立性的必由之路，也是造就公民和政治的前提，任何公共权力不应介入，也无法介入。信守信仰自由，既是世俗权力恪守本分，对于精神尊严的应有承诺，也是建构中国文明超越本体的制度前提，有待努力者既烦且重。若说所谓“主流价值”，则皈依处在此。

　　其四，对于中国伦理智慧、道德理想的发掘和道义力量的涵养。大凡引领世界人类方向的国族，多半具有自己的浩然道德理想与铮铮道德担当，秉有深厚的伦理智慧，而提炼出普世的价值理念。平等、自由和博爱理念，既是政治理想，也是道德理想，两三百年来一直是响遏行云、鼓荡人心的最为美好的道德号令，一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一千年心声，具有永恒的感召力。秉持如此道德情怀的国家，才是受人尊重的泱泱国度。中国在经济发展、国力大增之际，亟需涵养和发育的正是此种道德理想与伦理智慧。

　　其五，族群政治、公民团结与分享的公共空间，是中国这一多民族国家过去、此刻和未来无法回避，并且愈发严峻的现实问题，考验着中国文明，需要中国实现自己的政治成熟。

　　一句话，中华文化的“复兴”，特别是软实力部分，尚需知识思想界的重构性阐释。（来源：南方周末）

　　(作者为清华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