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短房编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始于1978年《理论动态》，因次日《光明日报》的同题特约评论员文章而名动天下。是时文革虽终，影响尚深，“两个凡是”如钳如缚，若“两个凡是”不除，则拨乱反正师出无名，改革开放也成无本之木。“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提出，成为此后解放思想运动的发端和依据，也成为此后30年改革开放的第一声春雷，尽管最初遭遇刀丛剑雨，却终以强大的说服力赢得了全社会的赞同。时至今日，仍有一些理论家试图撼动这一论点，然而尽管他们或以“左”或以“右”的面目出现，却终究应者寥寥。道理再简单不过，倘实践且不能检验真理，难道中国还要回到“一句顶一万句”的年代么？

　　社会主义首先要发展生产力

　　到了今天，智商在常人以上的，均不可能否认这样的一个论点，何止社会主义，任何主义若想有说服力，都必须首先发展生产力，吃不饱，穿不暖，何来说服力？但在1980年4、5月间，敢于理直气壮大谈首先发展生产，需要莫大的勇气。因为“白专道路”、“惟生产力论”的大帽子余威犹在。此前历次政治运动谈“抓革命”风险小，讲“促生产”风险大，更让人们三缄其。邓小平在此时登高一呼，大谈“社会主义应该发展得更快”，让“红”和“专”、“革命”与“生产”的交锋无疾而终，人们终于可以跳出“革命与否”的框框，认真思考一个原本再简单不过的问题：经济长期停滞，究竟叫不叫社会主义？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始于1986年底一场关于社会主义民主的争论，最终由争论演变成群体事件，并直接影响到上层领导班子的结构和安排。自此次事件以后，“旗帜鲜明”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成为亿万中国人耳熟能详的两个固定词组，并在几年后得到强化，在1986年后的5、6年里，这一概念被不同的人多次使用，以反驳某些要求加快改革步伐的声音。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这一概念逐渐进入尘封状态，80后、90后的青年恐怕都不知这句话的个中含义了。

　　姓资还是姓社

　　这个问题历史悠久，几乎贯穿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历次大小政治风波，但在1980年，不解决这个问题，经济改革便裹足不前，因为大到卖工厂，小到卖鸡蛋，都可能被“姓资姓社”堵得动弹不得。对此邓小平一句“不争论”，一对“白猫黑猫”让问题不解而解。80、90年代之交，“姓资姓社”又被一些人捧出来质疑改革开放的总体思路，一度甚至令人畏言改革二字。由此，引发30年来第二次改革大论争。直到邓小平南巡，以“社会主义也可以有市场，资本主义也可以有计划”，将经济改革从“姓资姓社”争论中解脱出来，这个问题才很快被边缘化，但直到今日，仍有人不时将这个问题精心包装之后，以各种名目抛售出来，考验各方各面的智商。

　　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始于邓小平南巡讲话，并以“十七大”写入党章盖棺定论。长期以来，“宁左勿右”成为上上下下趋利避祸的共识和经验之谈，仿佛只要“左”，哪怕出了天大的问题也是能力问题，倘若“右”，即使芝麻绿豆的事情也可能被上纲上线为原则问题、敌我矛盾。30年改革开放，和“左”的思想的斗争始终是最艰巨的思想交锋。在最初的10年里，宁左勿右的惯性仍广有市场，直到“南巡”定调，党章拍板，改革基调，方才成局。然而极左思潮同样与时俱进，并和“民族主义”、“左愤”联姻，以更时尚的面目出现，在年轻人中仍有相当影响力，“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句话，至今仍无过时之虞。

　　该不该让民营企业家入党

　　2001年江泽民在庆祝建党80周年大会上明确指出，应该把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自觉为党的纲领和路线而奋斗、经过长期考验、符合党员条件的社会其它方面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党内来，从而为民营企业家入党作出理论上肯定的解答。然而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是否应该允许“资本家”入党，自那时至今，争论一直没有停止。在社会较为安定、经济势头良好时，这一争论通常会显得波澜不兴。

　　对日新思维

　　日资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靖国神社事件”、“教科书事件”、“钓鱼岛事件”和“春晓事件”等一系列历史争论的加剧，中日关系陷入长期“政冷经热”，并一直僵持不下。近年来一些人士提出“对日新思维”，主张“向前看”，将发展两国未来关系当作讨论的主线，而不必执着于争论历史问题。目前的态势是，在两国关系近期发展进程中，“新思维”所主张的一些事似乎正在实现，但在言语交锋中，反对“新思维”的声调却在气势上占据了明显的上风。

　　民营企业家有没有原罪

　　由于改革开放之初“摸着石头过河”，一些民营企业家在财富积累过程中存在诸多有争议的行为，这便导出了世纪之交开始的“民营企业家”有没有“原罪”的观点交锋。认为有原罪的如李强，将原罪归咎于“社会失范”，并主张予依法追究，一些更激进的观点则将民营企业家的创业和“羊吃人”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相联系；认为没有原罪的如胡德平、赵晓，则喊出“清算民企原罪就是否定改革成绩”的所谓“木炭论”，认为不能以现在的制度清算过去的事。与“有无原罪”相伴的，是“有原罪应否赦免”的争论，张维迎等学者认为应划定一个时间线，此前既往不咎，此后依法查办。

　　汪洋任重庆市委书记时提出“胎记说”，主张最大限度谅解民营企业家的“原罪”，但反对的声音同样强烈。由于近年来国资企业的再度坐大，以及国有企业经营管理中出现的、相对更引入瞩目的问题，“民营企业家原罪”的争论虽未平息，但在社会上的影响力似大不如前几年。

　　经济学家为谁代言

　　随着经改的深入，原本应该“超脱”、应该“学术中立”的经济学家，却屡屡发表一些匪夷所思的言论而引发广泛的社会争议，当人们发现这些言论往往明显有利于某个既得利益集团、而发表这些言论的经济学家又和这些得益于言论的集团关系纠缠不清时，便自然而然发出“经济学家为谁代言”的疑问。从陆家豪替郑州百文代言引发广泛争议，在萧灼基“家属炒股，本人唱多”被曝光，和众多经济学家令人生疑地拼命为房产商造势，“经济学家为谁代言”已引起全社会的疑问和关注。从目前的情况看，这一疑问大有愈演愈烈之势，也许将贯穿改革开放进程始终。

　　国企改革是一场瓜分国有资产的盛宴

　　2004年国企股份制改革全面推开，当年8月9日，经济学家郎咸平提出“国企改革盛宴说”，对国企改革方向提出质疑，而这一质疑最终演变为对“要不要改革”的第三次改革大争论。由于改革进程中出现诸多社会问题，引起不少意见和不满，“盛宴说”的不少论据得到诸多共鸣，但更多人则尖锐反对借“盛宴说”否定改革总体路线，并针锋相对地提出“改革不进则退”的口号。

　　这一争论以2006年3月6日胡锦涛“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而告一段落，但改革过程中必将伴随各种副作用，类似“盛宴说”的质疑声音，就仍能在某些时候、某些场合，得到社会部分阶层、成员的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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