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罗斯基(Thomas Rawski)(美国匹兹堡大学经济系教授)

　　中国的发展经验是否可以为其它国家所借鉴？我认为，中国的经验验证了经济发展的一些一般性原则。但是，中国的发展体现了路径依赖的特性，一些促成中国发展奇迹的因素早在1949年之前便已存在。因而，可以认为中国的成功是建立在一些特定条件的基础之上的，基本难以为其它国家所借鉴。

　　机会成本、开放、所有权和竞争等经济发展的一些一般性原则在中国的发展中得到了体现。竞争对于中国经济的成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通常而言，国家所有权会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作用，但这并没有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中国经济的成长。这是由于竞争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国家所有权的影响。一些研究者曾经指出，因为存在地方性保护主义和市场分割，中国市场并不具有很高的竞争性。但我不这样认为。我收集了关于规模以上企业(年销售额超过500万人民币的企业)在1993年至2003年间的数据，并计算得到每年的劳均销售额。如果中国市场的竞争是有限的，那么，这一变量的值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大。这是因为，在存在地方保护的情况下，企业不必担心生产率很高的企业的进入。而我们的数据表明，2003年的劳均销售额仅为1993年劳均销售额的0.7，表明中国市场的竞争性还是比较强的。

　　然而，尽管中国的发展体现了上述一般性原则，中国的成功更多地还是依赖于一些中国独有的因素。这些因素部分源自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些特性，部分源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的社会经济结构，这都是其他国家所没有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所遗留下来的一些好的方面，使得中国的经济改革能够快速地取得进展。在经历20余年的贫困之后，人们在改革开始以来的30年中都集中精力发展经济，这引发了生产率的持续提高。此外，计划经济时期建立起来的钢铁部门、贸易协会等，也为改革注入了活力。而1949年之前的中国乡村所拥有的一些特殊传统和经济特性(如货币复本位制，复杂的土地、劳动、资本市场，女性广泛参与生产，等等)，则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农村的企业文化精神的形成。而这种企业文化精神造就了农村企业家，继而推动了改革之后中国大量乡镇企业的出现。

　　以下具体来看中国农村的减贫问题。改革伊始，中国农村实际人均年收入约为100元，即人均日收入约1美元，表明中国农村居民普遍处于绝对贫困的境况。中国政府在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推行扶贫政策，但在此之前，贫困率已经得到了有效的降低，成千上万农民摆脱了贫困。原因何在？通常的解释有如下几种：(1)中国始于1978年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农民的积极性；(2)农产品贸易的发展和市场扩张推动了农民收入的提高；(3)集体农场时期在灌溉等方面的投资发挥了滞后效应。但是，我们可以注意到，很多国家在推行完全的市场经济的情况下也未能有效降低贫困率，同时，20世纪90年代后，尽管中国政府和国际机构在扶贫方面付出了大量的努力，中国的减贫速度反而减慢，这又是为什么？一种可能的解释是，中国的农民具有自身独特的组织能力，集体化迫使所有的成年人对外部激励做出反应，20余年的饥饿极大地激发了农民对于制度变革的渴望，并因而对于改革产生了巨大的反应，有效地提高了自身的收入。但是，这种影响的作用力毕竟是有限的。在中国，人们可以在低于1美元的日均收入下维持生活，因而，在中国特定的、低于日均1美元的贫困线上，出现了其他国家经常面临的减贫障碍，减贫速度随之大幅减慢。

　　总之，中国的减贫经验及其他发展经验根植于中国特定的历史背景，大多数难于为其他国家所借鉴。其他国家所能借鉴的经验基本限于开放、竞争等经济发展的一般性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