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安平

　　重庆高考文科状元何川洋，涉及少数民族加分造假，被查出。而如何查处，似乎又成了问题。我在不少网站上看到，认为应宽赦何川洋，对其从轻处理甚至不予处理的声音，居然还不少。究其理由，多数是认为何川洋造假系家长包办，身不由己，也就罪不及身。

　　本来，关于是否该当处理(包括取消考试资格或录取资格)，都有白纸黑字的明文规定，没有太大探讨空间。既然民间有此呼声，不妨暂时抛开硬梆梆的法规，从世事人情的角度推敲一番。

　　以“造假系家长包办”为何川洋开脱，认为处分由何川洋承担过重，这句话的前提，当然是承认何川洋为具有独立行为能力的个人。在此前提下，只看到处分由他承担，却忽略了造假所带来的额外收益，同样由他个人获得，当然不当。

　　事实上，严格按照程序判定，在何川洋身份造假行为完成的一刻，他就已经在法理上丧失或“放弃”了考试资格或录取资格。所谓的处分，只是追索回他的不当获得。本无所谓有，何谈损失呢？

　　更应看到，在当今社会，教育已经不单纯是个人奋斗史，更成为家族保持、提升社会阶层等级的重要“战场”。何川洋们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整个家族都在竭全家之资源(尤其是金钱与权力)，尽可能之手段(包括造假、作弊)予以支持。这个链条不是孤立的，从幼儿园到就业、升职，都成了战场。

　　何川洋既不是唯一也绝不会是第一个造假的，几十个造假者更不会在同一个早晨起来想到这一招。造假一定有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偷偷摸摸到大家利益捆绑、法不责众的阶段。这一过程能成型，是因为违规造假的低成本。

　　平心而论，有关规定对于造假者的处分如果能严格执行，不算很轻——但也远没达到与高考在我们社会生活中的地位相匹配的地步。由于造假被发现几率很低，风险成本被大大稀释了。和近年来的若干骗局一样，人们再次注意到，如果不是若干小概率事件碰到一起，此次造假被发现并引起舆论重视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比如何川洋没有“爆冷”考成状元……这一情势反向推演，当败露成为小概率事件，对“偶然”查出者，就必须照章严惩，否则，会更加稀释造假风险成本。

　　高考的特殊性，决定了造假、舞弊者获得的不当收益会很集中、明显，而受损者的损失，却会很分散、模糊。那些因为别人造假以几分的差距而落榜者，在放榜时黯然无助的背影，会比何川洋们更缺少值得同情的成分吗？对无力造假者来说，高考对他们人生命运的意义，通常远大于对何川洋们的意义。

　　《水浒》中李鬼遇到李逵，便是“上有老母，下有妻儿”。不知道李鬼打劫遇到别人这么说，会不会满心同情。不过，吃了他这一套的李逵，在劫法场时斧子“照前排砍去”，哪里又管斧下亡魂的老母妻儿？是谓此一时，彼一时也。与之相近，不久前，有家媒体报道打击拐卖的新闻时，用“两个伟大母亲的爱”来称呼被拐孩子的亲生母亲和买孩子者，全不管另一个“母亲”的“爱”，远远不能遮蔽她的行为的罪恶底色。这些，都是貌似忠厚、实则同流合污，是为乡愿。乡愿者，“德之贼也”。

　　作者系上海资深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