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傅达林

　　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慕平透露，对于看守所内的重大伤亡事件，北京检察机关今年将启动独立调查机制，包括法医鉴定、现场勘察、会见嫌疑人等。此举在全国尚属首创。

　　自去年云南“躲猫猫”事件以来，“发烧死”“做梦死”“鞋带上吊”，及至前不久河南的“喝开水死亡”，发生在看守所的非正常死亡案件，引发了民间舆论的强烈质疑，监所内的执法监督和在押人员的权利保护，成为备受关注的焦点。3月12日，全国人大代表、中央纪委驻最高检纪检组组长莫文秀透露，今年最高检将展开对监所的督察行动。最高检副检察长孙谦当天也表示，侵犯在押人员合法权利的一定追究。此种背景下，北京检察机关启动独立调查机制，值得期待。

　　追求正义的前提是获知真相，而真相的获知依赖于客观中立的调查。目前，我国看守所内的执法监督仍处于薄弱环节，由于体制上实行侦押一体，看守所归公安部门管理，由此必然带来执法监督上的“主体困境”——公安部门的自我监督缺乏约束，其他部门的监督又难以充分有效地介入。“躲猫猫”事件中的“网友调查团”，就从侧面折射出法定监督的阙如，而公权力一旦脱离监督，实践中超期羁押、刑讯逼供等现象就可能会发生，不是到了发生严重后果甚至死人这样难以收拾的地步，一般很难进入公众视野。

　　监督和调查的生命力在于客观公正，在于秉持一种去利益化的程序中立。在看守所尚未与公安部门分离的体制环境下，急需外来监督力量的介入。依据我国宪法和法律，检察机关是我国的专门法律监督机关，也是公职人员渎职犯罪的侦办部门。事实证明，很多起监所内非正常死亡案件的背后，都能找到执法人员刑讯逼供或渎职犯罪的魅影。检察机关以一种中立的身份立场展开独立调查，不仅是力避监所违法执法的需要，同时也是自身法律监督职能的回归，其公信力也比公安机关自查要高许多。

　　但是，检察机关的调查本身也面临一个是否公正与有效的问题，尤其是在地方公检法“相互配合”大于“相互制约”的背景下，民众对同级检察监督信心不足，而期待更高的机关介入，如“躲猫猫”和“喝开水”事件中，都是由省级检察机关出面，但更多的类似案件很难享受到这样的“待遇”。这就提醒我们：一方面，检调必须恪守中立无偏私，保持充分的程序公开性，用“看得见的方式”获知并公布真相，如此方能消解民间“官官相护”的猜忌，提高检调的公信力；与此同时，就高层检察机关而言，不可能介入所有案件，所以必须将检察机关的调查监督纳入制度化轨道，夯实同级检察机关的制度基石，以避免高层机关“选择性监督”的疏漏，这样才能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实现检察机关独立调查的监督功效。

　　当然，除了事后的调查，检察机关还需要把监督关口前移，将监所执法违法现象抑制在萌芽阶段，以更好地保护在押人员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