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舟是中国流传时间最久、传播面积最广的一项水上运动项目，今天，龙舟已经传播到世界许多地方，参加者不但有华侨华人，还有其他国家的国民。如果以竞赛活动的影响面和被认同的程度而言，恐怕龙舟是中国民族体育项目中最幸运最成功的一项。龙舟比赛所充分表达的团队精神以及洋溢出来的亲和力与喜庆感，是中国人的人文精神在体育上的最佳反映。正因为如此，它不需要依靠任何神秘主义的渲染和外力的推动，自然而然地走向世界，成为中国民族体育的一个象征。我以为，如果中国不是以所谓的“竞技武术”而是以龙舟作为争取进奥的项目，成功的可能性会更大，而且也更具有东方风格。

　　———马明达

　　羊城晚报记者 陈朝旋

　　今天，一年一度的端午节。粽子，龙舟，屈原……

　　端午节，有着永不落幕的世俗欢乐，有着深藏于兹的文化蕴涵。在暨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马明达看来，端午节还是一个振兴中华民族身体文化的契机！多年来他不断呼吁，作为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龙舟比赛，应当而且完全可以率先挺进奥运会，以改变奥运会至今没有中国项目的不合理现象。

　　龙舟赛能否进入奥运？列入奥运赛项需要哪些先决条件？

　　简言之，进奥运，必须是国际奥委会承认的国际单项体育组织管辖的项目，举行过至少两次洲际锦标赛；该项目至少在4大洲的75个国家和地区广泛开展并得到所在国家地区的承认或支持；应具备一定的观赏性；具备可操作性，比赛结果可以量化。

　　没有龙舟，奥运美中不足

　　羊城晚报：您多次呼吁，龙舟非常适合作为中华民族传统体育赛事进入奥运会。

　　马明达：是的。中华传统体育项目很多，最重要的有四项：射箭、龙舟、摔跤、武术，都发展得比较成熟，传播面广，喜爱者众多。四大项的现状各不相同，有的已经相当衰落，真正达到“复兴”还需要时间和政府的扶持。但几千年来，龙舟一直为中国民众所喜爱，至今还在十五个省区流行，它深深地植根于民间，既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又与端午节相伴相随。自古以来虽曾遭禁止和冷落，而只要社会环境好转，就立即兴旺起来。

　　中国是文明古国，同样也是体育文化资源最丰富的国家。无论从那个方面讲，我们都有义务向世界体坛特别是奥运殿堂奉献我们的精粹，奥运会没有中国项目是中国的遗憾，也是奥运的美中不足。

　　上世纪60年代日本举办东京奥运会，柔道进入奥运；80年代韩国举办汉城奥运会，跆拳道进入奥运；2008年我们成功地举办了北京奥运，规模空前，风光无限，然而人们却忽略了一个最大的缺失，就是北京奥运没有任何中国项目，嚷嚷多年的武术申奥归于失败，此后便默然不语，好像一切都没发生过。

　　羊城晚报：从国家体总网和媒体报道看，今年我国的龙舟赛事很多，全国各地都有。

　　马明达：是的，龙舟的发展势头很猛，大有以开放推动改革的味道。今年各地的龙舟赛事特别多，再加上端午小长假和旅游经济的需要，龙舟赛中夹杂了各式各样的民俗内容，格外热闹。长江以南到处都有龙舟活动，玩得最火爆的大概还要数广东，岭南大地龙舟随处可见，往往以宗亲、村落、姓氏以及单位、工厂、学校为单位，组建队伍，推选教练，准备船桨，就等着选定良辰吉日一决高低了。

　　羊城晚报：昨天我们采访广州市天河区石牌村的老书记潘树勋，他介绍的情况就是这样。

　　马明达：体育项目能否吸引人，观赏性很重要，观赏的愉悦能引发参与的冲动。世界上的赛艇比赛，最吸引人的不仅在奥运会上，还有英国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比赛。团队的组织水平、指挥水平、训练水平，这一切在比赛中有一个综合的发挥和表露，构成了立体的观赏感，也形成传统，让人爱不能舍，欲罢不能。龙舟之妙就在它不止是速度的竞赛，同时也是参赛团队与其背后的社会群体的综合状态的比赛。

　　龙舟古称“竞渡”或“竞舟”，竞字摆在前面，是强调它的竞技性质。但中国人传统的竞技体育不搞单一的完全量化的比赛，不仅注入了礼仪程式因素，而且要千方百计增强其娱乐大众的作用，达到“赏心悦目、愉情忘忧”的目的。所以古代最激烈的手搏、争交、打棒等比赛，往往同庙会放到一起举行，龙舟则与端午节捆绑到一块。龙舟赛的设计很妙，坐在船头的指挥者经验丰富，老成持重，有一套战略战术，或鸣金或擂鼓，挥舞旗帜，指挥若定；划船者一定要依其指挥行事，齐心合力。观众既看运动员的水平，也看组织者和教练的能力，从不同的角度考察、欣赏、评品。在比赛的那一刻，水上岸上，船里船外，被营造成一个极其紧张欢乐的大气场，所有的人无不乐在其中。

　　注重礼仪，龙舟适合入奥

　　羊城晚报：龙舟礼仪跟比赛之间是个什么关系？

　　马明达：端午原本是一个可能源于沅江流域的祭祀性节日，是楚人纪念屈原的活动，不难想象它的原生状态就是注重礼仪的，至少在唐代就已如此，这从“祭船如祭祖”一句唐诗中便可知其一二。后来龙舟又吸收了大量民族性和区域性的文化因素，更加五彩缤纷。龙舟的绵延发展，与人类本能的竞技冲动和需要精力宣泄大有关系，加上春夏转换的5月，正是万物生机勃勃的季节，也是年轻人逞勇斗狠的精神最容易崛起的时刻。

　　据记载，龙舟比赛时常会演变成为剧烈的肢体冲突、打斗以致械斗事件时有发生，有时还有翻船死人的情况发生，所以古代的地方官经常会发布禁令，以避免突发事件，但总是禁而不止。于是最好的办法是强化礼仪程序，提高参赛者和观看者的礼让意识。从这个角度看，礼仪不仅具有一定程度的规则作用，也对防止过热的竞技情绪有好处。既追求激烈竞争的刺激，又要有恰当的掌控，在规则不细密不严格的民间活动中，礼仪不只是传承传统，而且也有着显而易见的实际作用。

　　羊城晚报：龙舟的礼仪性为何可以成为力争进入奥运的一个理由？

　　马明达：现代奥运的比赛项目，绝大部分产生于欧洲，也有它的传统礼仪程式。欧洲体育经历了骑士体育、绅士体育阶段，然后才逐步转为现代的社会体育。1896年成立现代奥委会，使体育彻底走向社会，顾拜旦推动了这个转型，让大众也能享受少数人垄断的身体文化。

　　体育社会化的转型中，竞赛性加强了，一些礼仪被简化了，比如击剑的礼仪形式等；也有一些产生了变化，比如足球赛开场前，裁判领头进场，运动员则由孩子们陪伴着鱼贯而入，这也是一种礼仪，既传统又有现代感。现代体育赛场上东方体育文化不多，柔道是日本的“国技”，日本人要求裁判必须使用日语，包括裁判手势都有礼仪的成分。比赛本身就几秒到几十秒，但前面的过程，撒盐啦，敲小锣啦，都是礼仪，而且很古典。相扑是源于中国的运动，魏晋南北朝到宋、金时代都很兴旺。敦煌壁画和文书中保存下来的相扑图式，还有陕西历史博物馆珍藏的一对金代相扑俑，都非常生动，相扑者的形象与今天区别不大，说明日本把中国这项运动保存得很好。

　　画《清明上河图》的宋代张择端被认为还画过《金明池争标图》，描绘的就是赛龙舟的盛况。当时在开封开挖了大面积的水池，用来培训水军，所谓“龙舟”就是专为皇帝制作的大船。后来龙舟逐步南移，在水系发达的地方进一步得以发展。

　　媲美赛艇，丰富奥运文化

　　羊城晚报：龙舟在国外的普及情况怎样？

　　马明达：龙舟与朝鲜半岛、日本、南洋等地的民俗相联系，都是中华端午文化的延伸。近些年来，国外对龙舟的重视度越来越高，爱好者越来越多，现在全世界许多地方都有龙舟锦标赛，有些还是国际性的比赛。一些重要赛事，如澳门国际龙舟锦标赛，欧美国家多有参加，专程来观赏的也不少，许多外国朋友都是想从龙舟比赛中感受中国文化，享受不同类型的体育文化。海外华人华侨在龙舟的传播上起到了很大作用，是龙舟运动走向世界的重要推动力量。

　　以我的经历，对龙舟热情最高的是德国人，喜欢得不得了。有些人参赛时甚至把自己打扮得像个义和团员，感觉这就是中国文化，是“中华衣冠”，是“汉官威仪”。许多比赛也选在端午节举行，也吃粽子，但不喝雄黄酒，而是喝啤酒，这是一种有趣的文化融合现象。

　　羊城晚报：欧洲人有自己的赛艇项目，为什么会喜欢中国的龙舟？龙舟项目会不会与赛艇项目过于相似？

　　马明达：龙舟有浓郁的东方文化感，有古老而独具特色的礼仪，参与的人多，喜庆感强，比如唐诗《竞舟》中说：“祭船如祭祖，习竞如习仇。连延数十日，作业不复忧”。娱乐不忘礼仪教化，这是对“射以观德”的古老体育理念的遵循，是东方竞技体育的一大特点，加上又和屈原这样一位伟大的诗人联系在一起，把庄重肃穆的祭祀与欢快紧张的竞赛交织起来，会产生一种特殊的美感和吸引力。

　　龙舟与赛艇确有相似之处，但又有明显的不同。在我看来，单人和双人赛艇是一种孤身奋斗的项目，是纯粹的竞技运动，以观赏性而言，我更喜欢看龙舟。水上项目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皮划艇、赛艇主要源于欧洲，与海洋文明关系密切，而龙舟则主要源于江河湖泊，有很突出的农业文明特点，所以也有学者认为龙舟源于古老的祈雨与祭奠水神。我认为，东、西两种类型的划船比赛完全可以并存，这更有利于提升奥运文化的多样性。

　　羊城晚报：在把龙舟推向世界这件事情上，有些什么进展？

　　马明达：近年国内外的呼吁者在增加，主管部门的重视程度也有所提高。我国的管理体系把龙舟划归到社会体育管理中心，这是一大进步。原来无所归属，现在归属明确，主管部门也比较重视，大型的国际性比赛频率越来越高。只是仍缺乏一个战略性的总体规划，缺乏全球性的宏观考量，更缺乏制度的和理论的建设。作为民间体育活动可以五花八门、各行其道，但如果考虑它的世界化进程甚至是力争早日进入奥运，就应该有一个较长期的规划。这方面日本柔道、空手道、剑道、弓道和韩国跆拳道走向世界的经验，都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身体文化衰落 难建民族自信

　　马明达认为中华传统中尚武文化断裂，源于社会转型时未实现文武并存

　　一边呼吁向奥运贡献民族体育项目，一边反对中国体育全盘奥运化———马明达有个复兴中华民族身体文化之梦。他认为，古时中国讲究文武双全，宋代以来重文轻武，于今尤甚，国人整体阳气不足；而一个身体文化衰落的民族，无法建立文化自信。

　　羊城晚报：为什么反对中国体育全盘奥运化？

　　马明达：我担心全盘接收奥运价值，令民族项目更趋消亡。日本柔道进奥运，剑道不进，但剑道是所有小学的必修课，它要保持自己的文化。

　　日本很注意民族体育在国际上的传播，现在日本弓道已经进入广东，在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建立了岭南第一个弓道馆，是民间无偿来做的，出钱的是一位老人，弓道级别很高，九段。清代，日本还在从中国挖掘愿意去日本传授射箭技艺的人，现在已经把弓道做成了日本的国粹。

　　我一直倡导要恢复中国式射箭，它比日本弓道拥有更丰富的文化底蕴。而中国1959年正式接受世界射箭协会的规则，全盘接受洋弓，同时把自己的抛弃了。“剑道”最早出现在中国，《汉书·艺文志》记载有《剑道》三十八篇，后来给日本人取而用之，我们没法再用了。人家取名为“道”，我们取名为“术”，孰高孰低，一目了然。

　　羊城晚报：当代的年轻人在接受中华传统的尚武文化和身体文化方面出现严重缺失甚至明显断裂。民国时期很多武术名家都是大学者，史学界也有很多名家也都是武术爱好者，著名画家黄宾虹、李苦禅都是武艺高手。应该不只是尚武文化缺失的问题，而是整个文化大盘的结构出了问题。您探究过个中原因吗？

　　马明达：这里面有一个社会转型的问题，我们在转型中没有实现文武并存。日本重新建构武士道精神，是对全面西化的担心。通过改造，武士道上升到了精神的层面，这对其整个社会转型中不丧失自我很重要。

　　体育在任何国家都是以社团为主，民间为主，国家为辅，国家只抓高水平竞技活动。我们号称有俱乐部，其实并不俱乐，仍归体协管，打着社团招牌，实际它是官府的变身。体育的社会受众面多大啊，如果真正社团化，让民间去做，国家需要做的就是制定合理的规则，去科学管理。

　　真正体现体育是人民的，真正体现我们是体育大国，真正体现我们确实让老百姓享受到了体育份额，还有时间份额和竞争份额，就是国家得拿出钱来创造体育环境，而不是拿去“制造”更多的金牌。我们企盼着中国传统身体文化的复兴，先从振兴四大传统项目开始做起，力争有项目进入奥运。在复兴民族文化、提升国家软实力的大业中，不能没有身体文化的地位，不然这个“民族文化”就是不健全的。

　　身为武林中人

　　不推武术入奥

　　虽身为武学名家、武林高手，但马明达并不看好武术进入奥运会。

　　马明达分析说，奥运会项目明确要求比赛项目的量化度水平，以更好体现公平公正公开精神。龙舟的量化没有问题，输赢比较清晰；而武术特别是以套路演练为主要形式的所谓“竞技武术”，本质上是评分比赛，人为因素很明显，五个裁判打分，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中间三个分的平均分就是最后得分。如果两个裁判挂钩，一个分必然是有效分，这容易产生操盘行为，会出现腐败。以评比代比赛，不得不加大动作的规定性，以提升量化度，这又会使武术体操化，甚至是舞蹈化。

　　中国古代武术不以套路为主体形式，民国时期的“国术”是一系列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体系性结构，其中的武术，有套路演练，也有散手、长兵、短兵的对抗性比赛，不管内家外家，只认赢家输家。以套路为武术的唯一形式，又以“竞技套路”为套路的主体形式，是建国后搞出来的，是极“左”思潮影响下的产物，是对体操的简单模仿，可谓画虎不成反类犬。它丢掉了中国武术的传统和实质，不是弘扬中国自己的身体文化，而是与培养影视演员接轨，以拍摄技巧制造“博大精深”，与真正的体育文化也相去甚远。

　　一切体育竞赛的铁律是公正，“竞技武术”一直在追求公正，但很难做到，或者坦诚点讲，根本就做不到。马明达说他早就提醒过，这样的“竞技武术”不大可能被奥运接受，除非那里的状况同我们的足协一样。

　　马明达其人

　　马明达出身武术名门，父亲、叔父都是民国时期全国知名的武术大家，马明达本人与三位兄长被武术界誉为“马氏四杰”。马明达6岁习武，15岁成为专业运动员，多次获甘肃省武术、击剑冠军。历史系毕业后，在高校体育系工作多年；文革后考上历史研究生，从此脚踏史学、武学两条船，成为文武两栖学者。

　　马明达，既勤于笔耕砚耘，又酷好使枪弄剑。以历史学家而坚持从事武学探研和实践的，他称得上“单枪匹马”。读其专著《说剑丛稿》、《武学探真》等，看其演示拳械武艺身影，能让人真切领略到“文武双全”的风采。

　　在马明达的书房里，记者看到他书写的“文武缺一岂道乎”七字条幅，神气淋漓，一如其人。他说，这是清初主张文武兼修的学者颜习斋的名言，也是他自己一生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