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对待死亡的态度常常让我迷惑。一方面我们对身后事隆重其事，从前乡下的老人，早早就会为自己备好棺木、选定墓地，但另一方面，死亡又是绝对的禁忌，连提一提都能激起愤怒。

　　之所以会想到这事，是因为媒体一则关于申领驾照时登记器官捐献意愿的新闻(昨日《法制日报》)。新闻里倒是没有报道老百姓对这事的反应，但后面网上的评论，却可以看出，反对的人不在少数，其中典型的回应之一是“这是在诅咒人，我办证时谁跟我谈这些我跟他没完”。

　　这种逻辑虽然毫无科学根据，但“不吉利”这东西从来都没有科学根据，但照样有广阔市场。我倒是觉得，在领驾照时登记器官捐献意愿，不仅有助治病救人，而且也对驾车人是个警示，安全驾驶，自己的器官就肯定都会安然无忧。

　　对死亡是生命的必然结局的回避，多少也是造成中国器官捐献极不踊跃的原因之一。“据统计，目前中国需要器官移植的患者每年大概有150万人，其中只有约1万人能够做上手术。”据报道，去年卫生部和中国红十字会在广东等10个省市试点开展了人体器官捐献，但至今成效并不明显。据统计，全国去年只成功实施了28 例公民去世后器官捐献手术，广东有14例，占了一半。而在国外，类似的器官捐献环节早已开展，“澳大利亚的驾照持有者约80%都愿意签署，在英国，这一比例约为45%。”

　　说到这里，我不免又对另一个传统观念产生了迷惑。中国人对传宗接代、延续血脉如此看重，却为什么不能从这个角度考虑器官捐献的问题，从某种程度上说，这同样是生命的延续。

　　所以，对领驾照时登记器官捐献意愿的做法，我完全支持，正如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所说，这并非强制，只是提供一个选择，“不存在不愿意就是不光荣这类问题。” 而且，观念固然是阻止器官捐献的原因之一，手续繁琐、过程曲折也是障碍。人民网本月就有一则“男孩欲捐遗体遭医生冷对，捐献渠道不畅成为主因”的报道。

　　虽然目前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都设立了“志愿捐献遗体登记接受站”，但捐献手续繁琐。“从填写申请表、征得直系亲属同意和签字，到去公证、把申请表送回接受站，再到临终时由亲属通知接收单位取遗体，劳神费力的程序令不少志愿者尤其是年岁已高的老人望而却步。”不仅如此，目前尚无法律对医院在遇到即时捐献者时怎样开通捐献渠道做出指导，这就导致了一边是遗体短缺，一边是捐赠无门的怪现象。

　　即便解决了观念问题、程序问题，让人关注的还有捐献器官分配和使用是否公平合理，如果这一点不能保证，我也不愿意捐，我可不想自己的生命在某个靠特权谋私的人身上延续。 □杨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