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问答
主持人：安替的点评非常精彩，一定意义上回应了徐进说的法有什么用的问题。安替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国际法的重要性问题，我们没有重视国际法。国际法虽然不认可它，还是要靠武力解决问题，但在正当性上很重要，如果没有一点规则讨论问题很麻烦。下面有请南都资深记者李响，大家欢迎。下面进入互动阶段。
提问1：谢谢何院长，我有两个想法：第一，我们一直没敢动用国际法来说这个事。不像我们在东海问题上面常说的，我们一直没有用这样的动力来说。
安替：《国际海洋法》不承认是海疆，但因为我们有这样的二战遗产，因为《国际强海洋法》的签署丧失了部分合法性和历史合法性的互相妥协结果，所以需要更多专家加强对我们有利的论述，因为争端是多元的协调结果，1947年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强化1947年的法理，中华民国收复大日本还疆的合法性，因为这是作为战胜国对战败国的占领，非常重要的，是联合国存在的法理基础。
时殷弘：国际法体系不是一次形成的，也不是所有国家的法理学，同时国际法既有法律的，也有政治必要性，因此国际法体系在一定意义上是相矛盾的。国际法本身给你提供那么多，各国甚至可以用来辩护。在这种情况之下，一个国家有一个监控，要根据你的道理来讲国际法。第二国际法有一些条款，有一些根本应该尽可能的在法律语言上没有政治目的，跟它相同。具体来说，国际法本来是历史形成的，其中有法律要素，更多有政治因素，国际法本来是当代国际法，大有争论。因此很多事情如果是政策正常，天天讲法律，那肯定不行，如果法律不好，这也是不行的。比如南海，没有一条国际法说南海海疆曾经是这个问题，自己都没有宣布，同时世界上任何国家没有承认过，因此我们在南海问题上的法理理由不可能主要是因为是战胜国。法律本身有多个，如果我们完全讲法律，综合东西讲历史权力，讲国际法依据。将来可能在法律上或政治上有局部调整，要给自己留好路，话不要进绝了。
还有这个问题敏感，这个敏感太敏感不好讲，很多专家觉得不讲为好。不要以为中国人没有专家，中国内部开会懂的人很多，有些事情要模糊处理，政治上考虑，我觉得国际法事情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事情。另外要根据法律现实，中国既然已经被批准了《联合国海洋法》，就不能说联合国海洋法错了，当然《海洋法》里也有很多漏洞。
提问2：老师您好，我有两个问题：第一，请问周老师，您刚才讲的美国和东南亚国家承诺可行性问题，是否是菲律宾高估了美国队他的支持，美国关注的南海的航行权问题。第二请问时老师，美国重返亚太，在历史上美国和东南亚国家建立了东南亚联盟条约，而且在东盟内部自己也加强自己的内部合作，想追求东盟的一体化，但没有一个国家想寻求和中国的接近，一个是中国的崛起，二是中国不实行金融条约。您怎么看？
周方银：我简单说一下，我个人理解联盟关系是相互利用的关系，美国和菲律宾达成同盟，美国说你做我的盟友，美国的目的是跟这些国家形成盟友，形成战略压力，挤压中国的战略空间。利用这种战略压力在谈判中有优势。但美国绝不是说用这个联盟体系为菲律宾盈利，没有想以此来制约中国。但菲律宾的想法肯定不一样，菲律宾说我跟美国有一定的关系，要利用美国，要把它发挥到最好作用。美国是利用盟友关系从中国那里拿到实质性的利益。这里面主要的是美国处于主导地位，最终美国的意志会体现得比较明显。
时殷弘：1954年美国为何没直接卷入印度支那战争，还包括南亚的巴基斯坦。这次美国是当时在亚太地区唯一有多个成员的军事同盟。美国目前在东盟国家没有军事同盟，美国在太平洋、东南亚个别国家直接的军事同盟，同少数国家有半同盟关系。菲律宾的情况复杂，菲律宾1946年宣布独立时，美国条约保护。之后菲律宾国内出现很大变化，而且美国在西太平洋最大的基地没了。所以在那个时候美国同菲律宾的关系变成了完全的军事同盟，变成一个准军事同盟，跟美国在钓鱼岛问题上与日本的军事同盟相比差了一截。中国除了跟朝鲜同盟是历史因素外，除了巴基斯坦外，中国同任何国家都有同盟和准军事同盟关系。好在中国在东南亚的影响是靠另外一套东西。中国在最近30年由于我们的外交上有些事情没有做好，相比之下我们的外交影响在过去几年有所减少，但中国在东南亚与大部分成员国的外交有潜在的影响，我们要动员好。中国在东南亚地区仍然有相当大的权力，可以增加我们的优势。
美国对菲律宾承担什么样的义务？美国对菲律宾承担义务的表现如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怎么做。假如中国与菲律宾的黄岩岛争端不是有理有据的，而是非常明显的、大规模的过度反应，有时候政治上很大的一个决定就是不要做有可能面临自己军事上没有准备好，取决于中国怎么做。如果中国太厉害，太快，规模太大，不要以为美国一定不会在一定程度上承担军事义务，只要我们做好，美国当然不会卷入，只是介入，政策会影响到多方面，如果政策合理就会避免很多潜在的危险。
提问3：各位老师好，我有一个问题提给时教授的。您刚才在演讲中提到中国的战略环境在近年来是恶化的态势，那近年来恶化的原因是什么？
时殷弘：我并没有说中国外交对外战略全局近年有所恶化，但对外战略全局时我们在非洲、拉美，特别是在2010年7月默克尔访问中国到现在和他们的关系明显改善。中国外交关系最重要的是两个：一个是中国和周边的关系。还有是主观原因，这个是特别重要的变化，最近三十年情况不一样。另外最近三十年我们很重视，显示出很多情况并非是我们所希望的那样，更加深刻、复杂，更加具有两面性。这两块一个是复杂，一个是周边外交。因为这样，中国这几年的对外形势可能有些恶化。我觉得不管怎么样，不管菲律宾在这个回合上、战役中是输了还是赢了，不要管。我们要经过多年努力，有软的，有硬的，使美国把我们当成除了金融大国、贸易大国等，一定意义上把我们当成战略强国。如果不把自己变成战略大国，世界上有谁真正敬畏你？反过来不把周边变成你的周边，你凭什么摆平美国？所以我们一定要高度重视美国，一定要搞好，争取相当长时间确立我们在世界强国的亚洲地位。
提问4：各位老师好，关于黄岩岛主权争议问题，我同意刚才那位同学的看法。刚才安替记者提出菲律宾专属经济区的主权，这是不成立的。因为海洋权依附于陆地，我们不单纯是陆地说，而是历史继承说，这对我们国家利益来说是最大化的。当然法律上的利益各说各理，找根据，但总体而言这个问题没有争议。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菲律宾出动了军舰，我们国家是否就光出动海监、海警？我们认为我国完全可以出动军舰，因为这在国际上通行的做法，并不是海军不能执行海上执法权。美国同样如此，海上执法权是国家行政权的一种，我觉得出动军舰在法律上没有问题，也不会引起大的后果。
第三，在对黄岩岛争议的问题上，我个人觉得维持目前这种软硬兼施的方法还是要更强硬一点，我们对南海争议不是没有考虑，南海问题一直是我国的心腹大患，这个心腹大患是在台海问题还存在时。但目前台海问题朝着有利的方向转化，尤其马英九当选地区领导人后，台海问题取得了缓和。但南海问题的争议，迅速的转化可能让我们的战略重点没有及时跟进，这也造成了一个问题，南海迅速升温没有想到。对于南海问题尤其是黄岩岛问题，不能简单的看黄岩岛，而且要把中心岛问题借着这个机会一并解决。另外，菲律宾这样的国家，在实力上有能力解决的情况下，可以借鉴美国的做法，比如美国打击巴拿马、利比亚，历来对小国，有能力解决的国家毫不手软，只是对俄罗斯导弹危机的情况下保持最大的遏制，对中国也是一种遏制战略。我的问题是能否利用这次时机在强硬的情况下维护我国利益，并且带动其它问题今后更好的解决，谢谢。
安替：关于军舰的事我回答一下，这次渔政310是1500吨，菲律宾派的最大军舰才3000吨，后来所有的海监船都是700吨到1000吨以下，我们现在的渔政310是1500吨级，超过他们所有的海警。农业部管的有1500吨位的执法船，又不是军舰，这难道不是最好的方法吗？难道还真的要派一个军舰去吗？1500吨位级的渔政船已经够了，渔政310进不去，必须是海监才能进去，才能进浅滩。派军舰第一不可操作，第二会升级，现在整个国际社会讨论黄岩岛时都在是阿基诺总统在军事挑衅，因为他派了军舰。他降温后两国用的都是渔政和海监，这时候农业部还是管用的，1500吨不是你所想象的船，打仗可以了。
时殷弘：这个斗争既是针锋相对，又是象征性的斗争。如果他3个礼拜里3000吨的军舰出动了5次、10次，人民解放军军队也会出动。另外要清醒的看到，全世界除了中国人民之外很多国家对我们的看法有偏见，国际舆论一般比较坏，我们不要期望在菲律宾的斗争当中国际舆论主流会说中国是有理的，只说菲律宾很笨，中国的战略方式比较好。维护黄岩岛主权是我们要做的。
张洁：我补充一下，刚刚这个同学说的能否从黄岩岛对其它南沙群岛有什么样的进展。黄岩岛跟南沙群岛的情况不一样，因为他是中沙唯一露出岛礁的，现在来看双方没有明确非我不可，沙滩已经被菲律宾控制，有主权标志，有军用或民用的设施。黄岩岛最好的目标是我们若能够持续的对它进行经济制裁，让国内压力大，象征性、示范作为可能会好一些。期望通过这个事件，对南沙群岛改变一下现状，这是中国现在无法承受的外交后果，因为在南沙能够被人类使用或者居住条件的已经被完全瓜分完毕，这和黄岩岛的情况不太一样。
周方银：您讲的软硬兼施，我的理解硬是一方面，怎么硬是另一方面。我们现在总体来说战略上是守势，大的趋势也许要十年。我们强硬，如果维护已经拿到的东西更坚定，如果往前推要慎重。
提问5：谢谢老师，我在公安系统做过舆情监控工作。我发现微博网友被分为左翼和右翼，但这个事上左翼认为都是丧权辱国，会慷慨的说在毛泽东时代不会这样。而右翼，比如《南方都市报》读者不认为这件事我们做对了，号召民众不要关心南海问题，因为这个国家的法治建设很慢，对内部强拆很强硬，对外很软。在座各位觉得政府处理得不错，但基层网民和群众觉得没有处理好，在政府、媒体和群众互动过程中是否出现问题，我们是否需要反思？
时殷弘：我来回答，刚才的问题非常严肃，中国不管是外交内政延续，反正一条13亿人口的国家，自己不团结，自己搞不好。中国有13亿人，13亿人中有各种各样的意见分歧、地位分歧、意识形态分歧、利益分歧，没什么了不起。假如说左中右，再细分，左里还有更左的、极左的，千万不要希望在两端的人，你干得好能改变他，你干什么他们都会骂，当然骂起来的理由不一样，极左是这样的，极右是那样的。我们主要是对政府进行努力，人民也要努力，怎么把两端争取，主要是大部分人团结起来就基本团结。
第二，老百姓是有理由的，老百姓绝对不会因为你做对了一件事干得好就说你过去干得都好，凭什么这回干好了，老百姓凭什么说过去好，将来也好，或者55%干得好。比如刚才那位讲了很多，但有一句话说中国政府多年来的心腹大患是南海问题，之所以有心腹大患是因为没有干好，我们重视的才开始。假如菲律宾事情发展比较好，菲律宾的事情相当于一个小战赢了，当然很好，不过老百姓还要看，这回干得好，下回也得好，几次干得都好，时间长后一定增加人民对对外政策包括南海政策的更大支持。但现在，我心里认为这个还是一个未来性的问题，还要继续干好。
主持人：这位朋友的问题提得很好。
李响：我回应一下，因为提到了南都。我个人记得去年专门采访两位老师谈过南海问题，我觉得媒体可能做的工作是应该把这个事实描述得更为清楚一些，包括历史权力跟渔民的长期权利，因为渔民的长期权利其实不比拆迁户被强拆来得弱，渔民大量的靠这个黄岩岛浅滩谋生，人数可能是10万计的人，这不比包括南都报道的任何一个被强拆的老百姓的损失要小。但希望媒体能在专业化体制上指出政府做得不好，政府做得好帮助它总结经验，大致上能做的是这样一点，这样做多了，舆情监督也简单一些，不需要那么紧张。
时殷弘：我加一句，今天媒体很多，我跟媒体天天打交道，我要说一句，咱们政府比媒体要清楚。
主持人：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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